在希特勒后来的自传《我的奋斗》里，有几页特别有趣，描述了他在维也纳观看社会民主党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感到的激动。他厌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宣传充满了讨厌的、恶毒的诽谤和谎言。那么民众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纳勒尔那些人的理论呢？他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党不容异见，在工人阶级内部尽其所能地压制异见，简单而强硬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争取民众。
“大众的心理，”他写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软弱的东西……民众热爱指挥者甚于恳求者。”他继续写道，“我还领悟到针对个人和群众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在工厂、在会议厅、在群众示威的场合实施恐怖行动，总是能够成功的，除非对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击。”他总结道，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弱者。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他们悄无声息但却稳稳当当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职位，有时是通过无声的敲诈，有时是通过真正的窃取……”
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人在回忆时的文饰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投射到了他年轻时奥地利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维也纳的人，肯定都躲不开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了东西，尽管他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信条。
然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作为舍纳勒尔的追随者，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种的压迫者，它强迫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种族杂居，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实现统一。
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种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则，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这场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况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议会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待在奥地利议会的公众席旁听，看到敌对民族的政党在议会里用本民族的语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台、难有建树，遂对这种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视之心。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过自己当领袖，甚至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进入政坛。相反，他仍然一心想当艺术家。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陷入穷困潦倒的财务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亲的遗产，困境才有所缓解，这年他24岁。他迅速了结了在维也纳的事情，前往德国，此举对他从舍纳勒尔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实际的表达。他后来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种族共存的奥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乱象和衰亡之势。他在将届服兵役年龄时离开奥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为了逃避服役，而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制度奋斗。此时他身在德国，感觉像回到了家。
具备了这些思想——或许应该说是这些思想的雏形——之后，希特勒遵从上司的调遣，于1919年6月参加了政治教育培训班，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来得正是时候。……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是罕见的演说高手，他精通抑扬顿挫之道，善于借用“秩序的敌人”这种形象，把陈词滥调发挥成慷慨激昂的极端主义语言。
希特勒参加的培训课程，其设置目的是清除巴伐利亚正规军中残留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向他们灌输极右翼信仰。讲师中包括慕尼黑的保守派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和泛日耳曼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后者使用反犹语言解释经济现象——指责犹太人把资本用于非生产型领域，从而破坏了勤劳的“雅利安人”的生计。
希特勒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人的观点，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选派到一个类似的培训班当教员。在那里，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天赋。听过他讲课的人在评价时，都会钦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与心思简单的普通人沟通的能力。他们还注意到了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在一封写于9月16日的信中，希特勒阐述了自己在犹太问题上的观点。他写道，犹太人会带来“人种肺结核病”，类似这样的生物学比喻在他后来的许多演讲和写作中一再出现。他反对“纯粹从感情角度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将导致大屠杀；而赞成“理性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必须把目标设定为“有计划地通过立法来打击并取消犹太人的特权”。“其终极目标必须是清除全部犹太人，这个目标不可动摇。”
自由军团残酷镇压慕尼黑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在疯狂报复、极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思想并不鲜见。此时的希特勒深受军队的信任，已成为它的政治掮客。他以这种身份被派去考察当时在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团体之一，看它是否危险，是否可以被招募到反革命的事业中。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1月5日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创始人是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他曾经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
德莱克斯勒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工人，他反对不义之财、剥削和牟取暴利。但他信奉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偏见的。德莱克斯勒把他所反对的那些邪恶行为归罪于犹太人的诡计，认为发明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有害思想的也是犹太人。他争取的对象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从事生产的各阶层人士”，即一切靠诚实劳动谋生的人。在短时间内，这是指中下阶层；但追随1880年代阿道夫·施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传统，并且回应德国和奥地利以前尤其是一战刚结束时出现的许多类似民族主义倡议，工人党的长期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泛日耳曼事业服务。
这个羽翼未丰的政党实际上是极度活跃的图勒学会的另一个产物。德莱克斯勒和他的小党在慕尼黑出现绝非不同寻常之事，因为革命失败之后，该市已成为极右翼的温床。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参加该党1919年9月12日的会议时所引发的关注，他在听众席上充满激情地发言，反驳前面的发言者关于巴伐利亚从德国分离出去的倡议。德莱克斯勒对他印象深刻，当希特勒再次遵照军中上司的命令，申请加入工人党时，德莱克斯勒欣然同意。尽管希特勒后来说自己是第七个入党的，但实际上他在党员名册上是第555号。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唬人，德国工人党党员的计数起点，按照边缘型政党的惯例，不是1，而是501，为的是让人觉得它已拥有几百名党员，而不是只有几十个人。
希特勒的演说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告诉听众的是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使用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简单直白的语言——短句子、有力而动人的口号。他的演讲常常平稳地开场，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然后逐渐推向高潮，当他调动听众的情绪进入癫狂状态时，他那深沉的、有点儿沙哑的嗓音就会提高语调，越来越高地爬升至咆哮和嘶吼的结语，并伴以精心排练过的戏剧性手势，他的脸上汗光闪烁，平直的黑发朝前垂到脸上。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每一句都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可撤销的、始终如一的、不可更改的最终定论。
许多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印证，他的话简直是发自肺腑，说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期望。他还显露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心、攻击性、对工人党终将胜利的信心，乃至天命所归之感。他的演讲常常从自己早年的贫困生活说起，不动声色地将其与德国一战后的沮丧、被践踏和绝望状态联系起来。然后，他提高声音，描述自己的政治觉醒，并指出德国也应在政治上觉醒，从而在未来恢复国力、回归往日荣耀。无须使用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语言，希特勒就能激发出听者灵魂深处潜藏的典型的宗教意识：受难、忍辱、救赎和重生。在巴伐利亚战后和革命之后的环境中，他得到了人们的欣然响应。
希特勒的演讲，把德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简化成一个共同症结：犹太人的邪恶诡计。在《我的奋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认为犹太颠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国的战斗力的，希特勒宣称：
“假如在战争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把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腐败分子送去闻毒气，就像成千上万奔赴战场的最优秀的德国工人的遭遇一样，那么数百万战士在前线的牺牲就没有白费。及时清除12,000个恶棍，也许可以挽救数百万真正的日耳曼人的生命，他们是未来的宝贵财富。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碰巧由资产阶级“政治家”领导，于是眼皮也不眨就让数百万人血染沙场，却把10,000或12,000个叛国者、奸商、高利贷者和骗子当作神圣的国宝，公然宣称他们是不可侵犯的。”
这种毫不妥协的激进立场，为希特勒的公共集会平添了一股复兴运动的狂热，那些煽动性不强的政客对此望尘莫及。希特勒用红色海报吸引左翼人士参加集会，引来集会上社会主义者的抗议，结果常常演变成斗殴和骂战，希特勒就是利用这种策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也许是为了强调它侧重于反对资本主义，并且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类团体保持一致，工人党于1920年2月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对该党的评论员不久把它缩写为“纳粹”（Nazi），就像社会民主党的政敌早年将它的名字缩写成“索粹”（Sozi）一样。
名字虽然带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纳粹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或产物，那就错了。诚然，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样，纳粹党总是把人人平等挂在嘴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常常自称反对大企业和国际金融资本。还曾有一句名言，把反犹主义称为“傻瓜的社会主义”。但是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声称自己既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思想，也反对共产主义，不过起初反对共产主义的程度远小于反对前者，毕竟签署停战协定以及后来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十一月卖国贼”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
“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让左、右两个政治阵营团结起来，他们宣称，是犹太人的操控，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内的这种对立。实现联合的基础将是种族观念。这种思想与以阶级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相距不止一个光年。纳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大量借用了它的语言，包括自我标榜为一场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以及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蔑视资产阶级传统和保守派的怯懦。
……希特勒于1920年年中亲自选定的纳粹党旗，简明地表达了右翼与左翼的结合：鲜红的底色代表社会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的徽章卐字符被涂成黑色，置于旗子正中的白色圆圈之内，因此整面旗子呈黑白红三色，正是俾斯麦帝国国旗的颜色。在1918年革命之后，这三种颜色象征反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然而纳粹党通过改变设计、添加在战后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运动和自由军团各分队采用的卐字符，同时宣告了它想取代魏玛共和国的，是一个新的、泛日耳曼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原先那个威廉帝国。
希特勒原先重点攻击犹太资本主义，到1920年底，其攻击目标已加上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换句话说，“社会民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可以利用俄国内战中的暴行来强调常见的极右翼观点：犹太人在背后挑起了1918—1919年发生在慕尼黑的革命暴动。但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威胁，纳粹主义也有可能出现。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其反犹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成因。他的首要政治靶子依然是社会民主党，以及模糊的“犹太资本主义”幽灵。
希特勒重弹战前的反犹主义老调，无数次在演讲中宣称，犹太人是寄生的种族，只能靠颠覆其他种族而生存，尤其是破坏最高贵、最优秀的种族——雅利安人。因此，他们分化雅利安人、使之内斗，一方面组织资本家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领导被剥削者与资本家斗争。希特勒在1920年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犹太人将“被灭绝”；同年8月7日，他告诉听众：“别指望不清除病因、不杀死病菌，就可以战胜疾病；也别以为不必坚持人们远离种族结核病菌，就可以战胜种族结核病。”清除意味着不择手段地用暴力把犹太人移出德国。1921年4月，他告诉听众：“犹太问题”只能通过“蛮力”来解决。他在1923年1月说：“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上台掌权，我们就会人头落地；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让上帝怜悯你们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解救了游离于波希米亚文化圈边缘的希特勒。有一张照片留下了8月2日他与一群人聚在慕尼黑市中心庆祝宣战时的样子，他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彩。三天后，他志愿加入巴伐利亚军队。刚开战的那段日子混乱不堪，很多人都是志愿参战，似乎没人想到要核实他是不是德国公民。他于8月16日入伍，随即被送往西线。他后来写道，这“把我从青春期的苦闷中解放了出来”。人生中第一次，他有了一个可以去相信、去追随的使命，有了一群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内心“充溢着自豪的喜悦”，因为自己正在为德国而战。
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一直在团内担任通讯员，晋升为下士，由于勇敢而两次获得勋章，其中第二次获得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荐他的是一位犹太军官。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毒气战中负伤，在战争末期，双方都经常发动毒气战。暂时失明的希特勒被送往德国东北部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尔克（Pasewalk）战地医院休养。在那里他陆续听到了德国战败、签订停战协定和十一月革命的消息。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的牺牲全都成了徒劳。听到消息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踉踉跄跄回到房间，哭了起来。这无疑为他留下了可怕的心理创伤，1918年的记忆在他后来的思想和行动中将发挥关键作用。灾难是如何发生的？要寻求一个解释，希特勒急切地抓住了迅速传播开来的“背后一刀”的说法。他原先就怀疑和厌恶犹太人，此时更觉得他们肯定是罪魁祸首。他从舍纳勒尔、卢埃格尔、瓦格纳等人那里汲取的不成熟的、混乱的观点和偏见，此时突然间形成了一种条理清晰、极度偏执的思维模式。他再一次认识到宣传是最佳的政治发动机：敌人的战争宣传，从外部瓦解了德国的意志；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宣传，从内部散布了怀疑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思考这场灾难的过程中他所学到的是，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大众：
“一切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其知识水平必须要适应宣传对象中知识最有限的人。因此，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纯知识的水平就必须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极大。因此，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于极少的几个要点，还必须在口号中反复强调它们，直至每一位听众都理解了你想要借助口号让他理解的东西。”
而且宣传必须激发情绪，而不是理性，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最后，宣传中的观点必须是持续不变的，决不允许对己方的主张有一丝的怀疑，也不能承认对手的主张有一毫的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