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后来的自传《我的奋斗》里,有几页特别有趣,描述了他在维也纳观看社会民主党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感到的激动。他厌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宣传充满了讨厌的、恶毒的诽谤和谎言。那么民众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纳勒尔那些人的理论呢?他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党不容异见,在工人阶级内部尽其所能地压制异见,简单而强硬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争取民众。
“大众的心理,”他写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软弱的东西……民众热爱指挥者甚于恳求者。”他继续写道,“我还领悟到针对个人和群众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在工厂、在会议厅、在群众示威的场合实施恐怖行动,总是能够成功的,除非对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击。”他总结道,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弱者。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他们悄无声息但却稳稳当当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职位,有时是通过无声的敲诈,有时是通过真正的窃取……”
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人在回忆时的文饰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投射到了他年轻时奥地利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维也纳的人,肯定都躲不开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了东西,尽管他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信条。
然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作为舍纳勒尔的追随者,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种的压迫者,它强迫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种族杂居,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实现统一。
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种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则,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这场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况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议会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待在奥地利议会的公众席旁听,看到敌对民族的政党在议会里用本民族的语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台、难有建树,遂对这种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视之心。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过自己当领袖,甚至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进入政坛。相反,他仍然一心想当艺术家。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陷入穷困潦倒的财务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亲的遗产,困境才有所缓解,这年他24岁。他迅速了结了在维也纳的事情,前往德国,此举对他从舍纳勒尔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实际的表达。他后来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种族共存的奥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乱象和衰亡之势。他在将届服兵役年龄时离开奥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为了逃避服役,而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制度奋斗。此时他身在德国,感觉像回到了家。
具备了这些思想——或许应该说是这些思想的雏形——之后,希特勒遵从上司的调遣,于1919年6月参加了政治教育培训班,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来得正是时候。……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是罕见的演说高手,他精通抑扬顿挫之道,善于借用“秩序的敌人”这种形象,把陈词滥调发挥成慷慨激昂的极端主义语言。
希特勒参加的培训课程,其设置目的是清除巴伐利亚正规军中残留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向他们灌输极右翼信仰。讲师中包括慕尼黑的保守派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和泛日耳曼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后者使用反犹语言解释经济现象——指责犹太人把资本用于非生产型领域,从而破坏了勤劳的“雅利安人”的生计。
希特勒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人的观点,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选派到一个类似的培训班当教员。在那里,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天赋。听过他讲课的人在评价时,都会钦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与心思简单的普通人沟通的能力。他们还注意到了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在一封写于9月16日的信中,希特勒阐述了自己在犹太问题上的观点。他写道,犹太人会带来“人种肺结核病”,类似这样的生物学比喻在他后来的许多演讲和写作中一再出现。他反对“纯粹从感情角度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将导致大屠杀;而赞成“理性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必须把目标设定为“有计划地通过立法来打击并取消犹太人的特权”。“其终极目标必须是清除全部犹太人,这个目标不可动摇。”
自由军团残酷镇压慕尼黑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在疯狂报复、极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思想并不鲜见。此时的希特勒深受军队的信任,已成为它的政治掮客。他以这种身份被派去考察当时在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团体之一,看它是否危险,是否可以被招募到反革命的事业中。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1月5日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创始人是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他曾经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
德莱克斯勒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工人,他反对不义之财、剥削和牟取暴利。但他信奉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偏见的。德莱克斯勒把他所反对的那些邪恶行为归罪于犹太人的诡计,认为发明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有害思想的也是犹太人。他争取的对象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从事生产的各阶层人士”,即一切靠诚实劳动谋生的人。在短时间内,这是指中下阶层;但追随1880年代阿道夫·施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传统,并且回应德国和奥地利以前尤其是一战刚结束时出现的许多类似民族主义倡议,工人党的长期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泛日耳曼事业服务。
这个羽翼未丰的政党实际上是极度活跃的图勒学会的另一个产物。德莱克斯勒和他的小党在慕尼黑出现绝非不同寻常之事,因为革命失败之后,该市已成为极右翼的温床。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参加该党1919年9月12日的会议时所引发的关注,他在听众席上充满激情地发言,反驳前面的发言者关于巴伐利亚从德国分离出去的倡议。德莱克斯勒对他印象深刻,当希特勒再次遵照军中上司的命令,申请加入工人党时,德莱克斯勒欣然同意。尽管希特勒后来说自己是第七个入党的,但实际上他在党员名册上是第555号。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唬人,德国工人党党员的计数起点,按照边缘型政党的惯例,不是1,而是501,为的是让人觉得它已拥有几百名党员,而不是只有几十个人。
希特勒的演说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告诉听众的是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使用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简单直白的语言——短句子、有力而动人的口号。他的演讲常常平稳地开场,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然后逐渐推向高潮,当他调动听众的情绪进入癫狂状态时,他那深沉的、有点儿沙哑的嗓音就会提高语调,越来越高地爬升至咆哮和嘶吼的结语,并伴以精心排练过的戏剧性手势,他的脸上汗光闪烁,平直的黑发朝前垂到脸上。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每一句都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可撤销的、始终如一的、不可更改的最终定论。
许多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印证,他的话简直是发自肺腑,说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期望。他还显露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心、攻击性、对工人党终将胜利的信心,乃至天命所归之感。他的演讲常常从自己早年的贫困生活说起,不动声色地将其与德国一战后的沮丧、被践踏和绝望状态联系起来。然后,他提高声音,描述自己的政治觉醒,并指出德国也应在政治上觉醒,从而在未来恢复国力、回归往日荣耀。无须使用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语言,希特勒就能激发出听者灵魂深处潜藏的典型的宗教意识:受难、忍辱、救赎和重生。在巴伐利亚战后和革命之后的环境中,他得到了人们的欣然响应。
希特勒的演讲,把德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简化成一个共同症结:犹太人的邪恶诡计。在《我的奋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认为犹太颠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国的战斗力的,希特勒宣称:
“假如在战争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把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腐败分子送去闻毒气,就像成千上万奔赴战场的最优秀的德国工人的遭遇一样,那么数百万战士在前线的牺牲就没有白费。及时清除12,000个恶棍,也许可以挽救数百万真正的日耳曼人的生命,他们是未来的宝贵财富。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碰巧由资产阶级“政治家”领导,于是眼皮也不眨就让数百万人血染沙场,却把10,000或12,000个叛国者、奸商、高利贷者和骗子当作神圣的国宝,公然宣称他们是不可侵犯的。”
这种毫不妥协的激进立场,为希特勒的公共集会平添了一股复兴运动的狂热,那些煽动性不强的政客对此望尘莫及。希特勒用红色海报吸引左翼人士参加集会,引来集会上社会主义者的抗议,结果常常演变成斗殴和骂战,希特勒就是利用这种策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