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生于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戈林也是个实干家，但与罗姆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他出身于巴伐利亚中上层阶级，父亲是坚定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战前在德国殖民纳米比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05—1911年，戈林先进入士官学校，后来就读于柏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此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鲁士军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人。
战争期间，他成了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退役前担任由“红色男爵”冯·里希特霍芬创建的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其飞行战功为他赢得了德国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也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战斗机飞行员被人们视为装甲内的现代骑士，其大胆冒险的行动与战壕中沉闷的机械化屠戮形成了强烈反差。戈林在贵族阶层颇受追捧，1922年2月与瑞典男爵夫人卡琳·冯·坎措结婚，自此在上流社会的交游愈加广阔。与许多上过战场的战士一样，他在战争结束后继续追求一种行动的人生。短暂地服务于自由军团之后，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表演飞行员。借助妻子的影响力，他终于在1922年底找到门路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总之，此时的戈林是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浪漫的人物，许多通俗图书和杂志文章都在吹捧他的功绩。
戈林对于行动的渴望，在纳粹运动中得到了满足。他冷酷、精力旺盛、极端自负，却从一开始就完全倾倒于希特勒的魅力。对他来说，忠诚是最崇高的美德。和罗姆一样，戈林也把政治视为战争，即一种武装斗争的形式，正义与道德在其中都不起作用。强者胜，弱者亡，必要时，法律就是一堆有待打破的“条条框框”。对戈林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一直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民族利益，他认为德国的民族利益在1918年遭到了犹太人、民主派和革命者的背叛。
戈林的贵族人脉，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容，对法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等多国语言的精通，以及作为骑士般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声誉，使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是一位外交家；兴登堡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认为，戈林是纳粹主义尚可接受的一面，是像他们一样的威权保守派。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戈林的冷酷、暴戾、极端，不逊于任何一位纳粹头目。以上种种素质，加上他很快就对希特勒越来越唯命是从，使他在1923年初成了取代罗姆担任冲锋队新首脑的理想人选。
1926年4月，希特勒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做演讲，为他配了专车，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在纳粹党总部，希特勒舌战戈培尔以及威斯特法伦区党部的两位联席领导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卡尔·考夫曼。萨洛蒙是北德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许多纳粹头目一样，他也是退伍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考夫曼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因组织暴力抵抗而成名。希特勒痛斥三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自作主张，对他们宣讲自己关于党的政策的看法，然后提议双方尽弃前嫌，前提是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
戈培尔当场归顺。他在日记中说希特勒“才华横溢”。想起1923年的暴动，他在笔端倾诉：“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可谓天才。”从此，他完全被希特勒收服；与有些纳粹头目不同，他至死效忠希特勒。作为奖励，希特勒任命他为大区长官（Gauleiter），掌管规模较小、内部四分五裂的纳粹党柏林区党部；普费弗·冯·萨洛蒙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褐衫军的头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成了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同时，纳粹党年度大会重申了1920年的党纲，强调了希特勒在纳粹运动中的绝对主导权，把所有关键职务的任命权，尤其是各大区长官的任命权交到他手中。
这次会议是合法的，并且遵循法律要求，正式重新选举希特勒为党魁。但纳粹党内部运作的真正性质，展现于1926年7月召开的纳粹党集会，有多达8,000名褐衫军和党员参加。会议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向希特勒敬礼、个人向他宣示效忠，并且举行群众游行和展示活动，包括游行展示“血旗”——1923年11月以失败告终的进军慕尼黑行动中曾被高举的那面旗帜。
此次会议并不起眼，但它为未来岁月中那些声势浩大的纳粹党集会定下了基调。尽管全党严守纪律、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但纳粹党在当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此后直至1929年底，三年的发展为纳粹党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戈培尔1897年生于下莱茵的工业城市莱特，是小职员之子，先在文法学校读书，然后到波恩大学学习古典文献、德语和历史，又于1921年获得海德堡大学浪漫主义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因此有资格被称作“戈培尔博士”，他此后也正是一直被这样称呼的。……
他一生被十分明显的生理缺陷所困扰：先天畸形足，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在校期间，乃至在整个人生中，这都为他招来了无情的嘲弄，并导致他不适合在军中服役，无法参加一战。也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戈培尔开始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干大事的。他一直写日记，以过人的精力追求女人，情史之丰富、成功率之高令人吃惊。他不肯靠平凡的方式谋生，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宾格勒，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后者令他相信，只有清除了犹太人，才可能实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之重生。
在某些方面，戈培尔不同于其他纳粹头目。他的智力和气质常常被描述为“拉丁人的”，也许是因为他避免含糊其辞、激昂雄辩地作哲人之语，反而在讲话和写作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清晰和坦率，时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的俏皮话。然而像许多人一样，戈培尔也对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深感震惊。他在慕尼黑度过了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德国学生在大学期间通常至少转学一次，因此，他既受到了学生生活中极右翼氛围的熏陶，又耳濡目染了慕尼黑那几个月里的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戈培尔同情阿尔科—瓦利伯爵这类人，对于他因刺杀库尔特·艾斯纳而被监禁深感不满，但戈培尔一直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能力，直至1924年，在与几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接触之后，他被一位老同学引荐给了纳粹党。
……不久，戈培尔成为纳粹党在莱茵兰的组织者，逐渐练就了出色的演说技巧，他也许是除希特勒本人以外最有说服力的纳粹演说家，言语清晰、通俗，回答诘问者时机敏、有急智。他开始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政治，为纳粹报刊写文章，在纳粹信条中掺入伪社会主义论调。戈培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成了莱茵兰最受欢迎的纳粹演说家之一，得到当地纳粹党支部领导层的赏识，开始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约瑟夫·戈培尔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25年在幕后策动了北德派质疑慕尼黑的纳粹领导层。然而戈培尔不久也开始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读了《我的奋斗》，他激动地写道：“这个人是谁？半人半神！”1925年11月6日，才见希特勒本人第二面，戈培尔就赞叹他那“蓝色的大眼睛，宛若星辰”。听罢希特勒的一席话，戈培尔觉得他就是“天生的保民官，未来的独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