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1897年生于下莱茵的工业城市莱特,是小职员之子,先在文法学校读书,然后到波恩大学学习古典文献、德语和历史,又于1921年获得海德堡大学浪漫主义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因此有资格被称作“戈培尔博士”,他此后也正是一直被这样称呼的。……
他一生被十分明显的生理缺陷所困扰:先天畸形足,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在校期间,乃至在整个人生中,这都为他招来了无情的嘲弄,并导致他不适合在军中服役,无法参加一战。也许是出于补偿心理,戈培尔开始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干大事的。他一直写日记,以过人的精力追求女人,情史之丰富、成功率之高令人吃惊。他不肯靠平凡的方式谋生,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斯宾格勒,尤其是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后者令他相信,只有清除了犹太人,才可能实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西方之重生。
在某些方面,戈培尔不同于其他纳粹头目。他的智力和气质常常被描述为“拉丁人的”,也许是因为他避免含糊其辞、激昂雄辩地作哲人之语,反而在讲话和写作中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清晰和坦率,时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的俏皮话。然而像许多人一样,戈培尔也对德国在一战中的战败深感震惊。他在慕尼黑度过了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德国学生在大学期间通常至少转学一次,因此,他既受到了学生生活中极右翼氛围的熏陶,又耳濡目染了慕尼黑那几个月里的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戈培尔同情阿尔科—瓦利伯爵这类人,对于他因刺杀库尔特·艾斯纳而被监禁深感不满,但戈培尔一直没有真正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能力,直至1924年,在与几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接触之后,他被一位老同学引荐给了纳粹党。
……不久,戈培尔成为纳粹党在莱茵兰的组织者,逐渐练就了出色的演说技巧,他也许是除希特勒本人以外最有说服力的纳粹演说家,言语清晰、通俗,回答诘问者时机敏、有急智。他开始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政治,为纳粹报刊写文章,在纳粹信条中掺入伪社会主义论调。戈培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成了莱茵兰最受欢迎的纳粹演说家之一,得到当地纳粹党支部领导层的赏识,开始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约瑟夫·戈培尔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25年在幕后策动了北德派质疑慕尼黑的纳粹领导层。然而戈培尔不久也开始对希特勒心悦诚服,读了《我的奋斗》,他激动地写道:“这个人是谁?半人半神!”1925年11月6日,才见希特勒本人第二面,戈培尔就赞叹他那“蓝色的大眼睛,宛若星辰”。听罢希特勒的一席话,戈培尔觉得他就是“天生的保民官,未来的独裁官”。
1926年4月,希特勒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做演讲,为他配了专车,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他。在纳粹党总部,希特勒舌战戈培尔以及威斯特法伦区党部的两位联席领导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卡尔·考夫曼。萨洛蒙是北德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许多纳粹头目一样,他也是退伍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考夫曼在法国占领鲁尔期间因组织暴力抵抗而成名。希特勒痛斥三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自作主张,对他们宣讲自己关于党的政策的看法,然后提议双方尽弃前嫌,前提是他们无条件服从他的领导。
戈培尔当场归顺。他在日记中说希特勒“才华横溢”。想起1923年的暴动,他在笔端倾诉:“阿道夫·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可谓天才。”从此,他完全被希特勒收服;与有些纳粹头目不同,他至死效忠希特勒。作为奖励,希特勒任命他为大区长官(Gauleiter),掌管规模较小、内部四分五裂的纳粹党柏林区党部;普费弗·冯·萨洛蒙被任命为准军事团体褐衫军的头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成了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同时,纳粹党年度大会重申了1920年的党纲,强调了希特勒在纳粹运动中的绝对主导权,把所有关键职务的任命权,尤其是各大区长官的任命权交到他手中。
这次会议是合法的,并且遵循法律要求,正式重新选举希特勒为党魁。但纳粹党内部运作的真正性质,展现于1926年7月召开的纳粹党集会,有多达8,000名褐衫军和党员参加。会议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向希特勒敬礼、个人向他宣示效忠,并且举行群众游行和展示活动,包括游行展示“血旗”——1923年11月以失败告终的进军慕尼黑行动中曾被高举的那面旗帜。
此次会议并不起眼,但它为未来岁月中那些声势浩大的纳粹党集会定下了基调。尽管全党严守纪律、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但纳粹党在当时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此后直至1929年底,三年的发展为纳粹党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