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195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哈佛法学院仅有的九位女生在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家吃饭。在一场令金斯伯格感到紧张又笨拙的晚宴后，所有人都回到客厅中两两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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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沃尔德问了在座所有女生一个问题，她们要如何正当化自己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生的法学院席位？
女生们都有些脸红和坐立不安，金斯伯格只想钻到沙发底下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弗洛拉·舒纳尔的女生冷静地回答道，她觉得哈佛法学院是个找老公的好地方。毕竟，如果不考虑马丁·金斯伯格的妻子，哈佛法学院里的八位女生可被五百多位男生围绕着。金斯伯格完全没有舒纳尔的那种泼辣，轮到她说的时候，她紧张不安地扭动着双脚，把原本放在腿上的烟灰缸弄到了地上，烟灰撒得到处都是。没人移动。格里斯沃尔德还在等着听她的回答。
“我想更了解我丈夫做的事，”她咕哝道，“这样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做一个体谅他的好妻子。”
金斯伯格不确定格里斯沃尔德是否知道她在撒谎，如果他知道，他也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后来，哈佛法学院的某位教员还解释说哈佛法学院不可能歧视女性。“我们希望能够录取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他说，“比如说，如果你会拉低音提琴，那就是个加分项；如果你是个女人，那也是个加分项。”金斯伯格感觉她和其他女生像是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在她后来的描述中，女生们在哈佛法学院是“孤单又奇异的存在”。
金斯伯格每次想要专注学业的时候都会被提醒她其实不属于这儿。“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你，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你不仅仅是丢自己的脸，也是丢全体女性的脸。”金斯伯格回忆道。有些教授还会挑几天作为“女生日”，那几天上课的时候他们只挑女生回答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
金斯伯格到达瑞典的时机恰到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大量瑞典女性进入职场，数量超过了美国当时的职业女性，而且瑞典女性对于本国女性解放的进程不甚满意。记者伊娃·莫伯格在一篇1961年发表的文章中代表众多瑞典女性发问，为什么女性要兼顾家庭和职场两份工作，而男人却只需做好职场中的那一份工作。“事实上，没有任何生理证据说明生了孩子的人也就更擅长照顾孩子，给他们洗衣服、做饭，或是教育他们成为正直的人。”莫伯格写道，“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个主要的职责：做一个人。”
1962年夏天，在金斯伯格多次前往瑞典期间，著名的美国演员雪莉·芬克班也来到了瑞典。她在怀孕期间吃了当时很普遍的安眠药萨利多胺，但在那之后医生才发现这种药很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堕胎在当时的美国依然是非法的，芬克班只能到瑞典进行堕胎手术。
在瑞典的那段时间，金斯伯格除了学习瑞典法律体系和看瑞典电影学习语言之外，还常常钦佩地观摩在瑞典社会中进行的各种关于男女平等的辩论。谁会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处这样的地方呢？在这里，女人可以工作，可以反抗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就终止怀孕。在民权活跃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还积极参与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运动。对金斯伯格来说，这也是一次她个人内心的革命：在瑞典独居了六星期之后，金斯伯格认识到自己有能力独立生活。
回到纽约之后，斯密特鼓励金斯伯格在哥大教一些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课，还鼓励她在一些国际会议中当众发言。金斯伯格慢慢地克服了自己害羞、内敛的弱点。她和布鲁泽列斯合著的关于瑞典民事诉讼法的书，被称为介绍瑞典法律体系最好的英文书籍（确实如此，这是当时唯一一本介绍瑞典法律体系的英文书）。金斯伯格开始多了一些自信，但当时生活里有太多的事情，她没时间细想。几年之后金斯伯格才意识到自己在瑞典学到了多少东西。它们将改变她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