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開一條嘟文串專門記載我的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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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勇敢與真實,才是人類生命的解放。這是我來法國所學到最重要的事。這真誠、勇敢與真實是隨時可以面對著死亡、肉體的極限痛苦,甚至是精神的極限痛苦;也是這真誠、勇敢與真實才能抵抗來自他人社會的迫害、保持自身生命狀態“隨時隨地”的真實,而尋求讓自己的生命狀態可以保持真實的“生活條件”,才是學習“生活”。

人自身生命沒有內容,不能獨立地給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實在是悲哀

我想如今的書寫行為是最後一場試著寬恕絮的努力,如果連這最後寬恕她的努力也失敗,我也不可能活在一個如此深恨她的軀體裡,我必將死,死於一場最後的和解行動,與我的生命,與我最深的愛恨糾結和解,這也是能與她的生命和解的最後方式,而她也終將因我的死亡而自然地回到對生命嚴肅與真誠的品質裡。在那裡,不再有寬恕的問題,那兒正是我們相愛的根源地。否則,即使我僥倖活著,也只能以最最殘酷的方式將此人徹底放棄,徹底自我生命中抹除,因我愛她太深,而她對生命的不真誠之於我,至於我的存在,傷害都太深。

⋯⋯流水線上的工人一眼望不到眼下所做的事情的“客觀目的”。⋯⋯具體的了解轉變成了籠統的信念,而這個信念更需要與社會良序的信念相互扶植——若這個社會是個合理的社會,⋯⋯想必我的勞作對社會有益。
只不過,過去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勞動結果,那種因此可以直接感知的意義,轉變成籠統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社會合理性的信念。現代人所謂意義流失的感覺,多多少少跟這種變化有關。

在實踐活動中,人的整個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勞作結合在一起,並通過它的勞作跟一個興趣-勞作共同體結合在一起。而當傳統瓦解,業行轉變為職業,職業要求於個人的,不是他的整個的人,而是他在特定的崗位上的效用。個人不再作為整體的人通過他所屬的實踐傳統與社會相關聯,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離開來,“生活的意義”漸漸成為一件主觀的事情,而一旦意義成了主觀的事情,就等於沒有意義了。

榮譽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是幸福的輝煌葬禮

修女的頂點是作為處女活著和作為聖女死去

在節日餐桌旁的談話中,我們只會是一個越來越沒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遙遠一代無名大眾裡的名字。

賓客們混雜的聲音構成了我們久而久之會相信參加過的集體事件的重要敘述。

我們很快就要穿著一身雪白的服裝在街道上列隊行進,在第一次過青年節的歡呼聲中一直走到賽馬場,在那裡的天空與濕潤的草地之間,在一種莊嚴和寧靜的感覺之中,我們將隨著高音喇叭裡吼叫的樂曲表演“動作的協調”。
所有的講話都在說明我們代表著未來。

我在半裸地坐在一個墊子上、生殖器看不清楚的嬰兒身上看到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另一個人,一個屬於一個沈默和無法理解的時代的人。

先天性白痴並不令人擔心,我們害怕的是神秘地一下子降臨在正常人身上的瘋狂。

我們的生活幾乎是無法擺脫的困境。它使人發笑。

為了強化青少年這種理想,強健他們的體質,使他們遠離懶惰和令人消沈的活動(閱讀和電影),培養“出色的男孩”和“善良、寧靜和靈活的女孩”,所有的家庭被建議把他們的孩子派到“童子軍”“先鋒隊”和“天主教女童子軍”“法蘭克人”和”真誠的同學“去。晚上圍著一堆野營篝火狂歡,或者黎明時分在一條小路上,一面雄赳赳地揮舞著的旗幟後面,按著”尤凱迪、尤凱達》的音調實現著大自然、秩序和道德的奇妙統一。在《天主教生活》和《人道報》的封面上,一些容光煥發的面孔在注視著未來。這是神聖的青春,這些法蘭西的兒女,就要解體他們當過抵抗運動戰士的長輩,就像一九五四年七月的火車站廣場上,當雨水連綿的夏天的白色雲彩在暴雨滂沱的天空中翻騰的時候,勒內·科蒂總統面對按學校集合起來的學生在熱情演繹的演說大聲說出的那樣。

在床上或廁所裡,我們在整個社會的注視下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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