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条图三的那句讽刺“想太多是病,要治”更是耐人寻味。任何被视为超逸常轨的言动都是“病”,如果问得再具体一点,那就是“神经病”。(在幼年还不具备任何医学知识时,我就已经懂得用方言骂看不顺眼——自己不能够理解,某种意义上即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神经病”了。)
病成为反常、失序的隐喻。但疾病意象被使用时,也附带了“可治愈”的假定前提。所以人们说“有病,要治”,即是敦促对方回归到大多数人的秩序里。当然也有实际上并不关心对方是否能够回归大多数,而只是因对方对大多数表现出的不顺从而愤怒的,那他们泄愤时也会说:“没药可治。”可见无论说话人是为了教谕还是撒气,都在以“治”为前提。
在古代欧洲的医生眼中,健康是“诸器官的平静状态”,病则是“诸器官的反叛”。病成为隐喻后,健康则似乎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是“正常的均衡”。每个人对好与坏的想象细节不尽相同,但在相互交流、影响后,便化约出了“正常”的图景。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各有机会被指为正常、反常。但在确认自己属于正常后,出于一种深层次的不安、焦虑与恐惧,他们攘除反常,担心反常威胁甚至吞噬他们熟悉的生活样式,用上“死亡”的使者——病——来隐喻也不难理解了。病的隐喻“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