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反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通常可以见到对女性安于家庭束缚，做到严肃持重、温顺驯服的要求，但《爱情和友谊》却远非如此，它以将女性的自行其是处理为最荒诞和徒劳的行为方式的途径，对将女性的自行其是琐屑化的社会进行了抨击。正是由于在社会上无事可做的缘故，劳拉和索菲亚才会沉醉于感情之中。
她们会很自然地变得卖弄风情、装腔作势，这些缺陷在进入青春期后将变得格外明显。她们心神不宁、郁郁寡欢，具体表现为缺乏耐心、好发脾气和动辄泪如雨下；她们之所以喜欢哭泣——许多女性会把这种喜好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小姑娘有时会从一面镜子里观察自己哭泣的样子，以便获得一种双重的快乐。
她们戏剧化地证明了德·波伏娃的观点，即女性由于以典型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会因自身不敢面对现实的恐惧心理而变得自恋。同时，由于她们借以骄傲的资本不仅来自脆弱，而且还来自那些确保脆弱形成的诸种“才艺”，她们的自恋于是无可避免地会与性受虐狂（masochism）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已经被成功地进行了社会化，相信她们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正是她们自己渴望获得的东西。奥斯汀对她们那些幻想是非常清楚的：索菲亚和劳拉正是凯伦·霍尼近来所指出的“过高地估价了爱情”所导致的牺牲品，在此方面，根据奥斯汀的观点，她们是典型地代表了自己所属的那个性别的。
她们希望，也确实做到了想方设法去“追逐”男子，但她们又必须假装成天真、谦逊，并对爱情麻木无知的样子。奥斯汀显示出，通俗的浪漫主义小说对女性除了捕获男子的爱，别无其他合法的人生目标的传统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观念又是以“女性的”自恋、性受虐狂和欺骗为基础的。因此，要她以一种更为异端的挑战姿态，来直面社会对于女性的诸种界定是相当困难的。
——《阁楼上的疯女人》
“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女性作家都是弥尔顿的女儿，因为她们一直不断地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她们与弥尔顿的父权诗歌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她们还一直在思考：作为女儿，她们该选择怎样的出路。
一方面的选择是表面上驯服地屈从于男性神话，“为能服侍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的选择是秘密地进行学习，以便可以最终获得平等。
“女性作家欣赏甚至崇拜撒旦身上那种拜伦式的反叛精神、他对传统道德的讥讽，以及由于愤怒而激发出来的能量，她们或许还会暗暗地幻想自己就是撒旦——或者该隐、或者曼弗雷德，或者普罗米修斯。但是与此同时，她对女性处于无权状态的种种感受又使她深信不疑地认为，她能够成为撒旦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成为他的创造物，他的工具，他的女巫一般的女儿或者情妇，可以坐在他的右手边。
“勃朗特又深知，屈从的习惯也使女性获得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洞察力——即一种富于同情的想象力，在她们的反叛过程中，这一想象力将帮助她们免于变得像她们的主宰者一样。由于被迫体验自身作为客体的命运，女性理解她们从虽生犹死的状态中觉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她们懂得这是一个以死者和古人为镜而反观自身、获得启迪的过程，而不是施展什么巫术——即是一种通过自我告白使人获得新生的艺术，而不是什么压制性的忏悔录——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无需使另一个他者陷入她们已经抽身逃离的陷阱之中。”
《阁楼上的疯女人》
阁楼上的疯女人读得太痛了。想到很多青春期（或许延续至今）的挣扎。暧昧难言的纠缠的生命体验被讲出来了——那些加诸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上的隐形却真切的限制、束缚、障碍、牢笼。更痛苦的是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