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反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通常可以见到对女性安于家庭束缚，做到严肃持重、温顺驯服的要求，但《爱情和友谊》却远非如此，它以将女性的自行其是处理为最荒诞和徒劳的行为方式的途径，对将女性的自行其是琐屑化的社会进行了抨击。正是由于在社会上无事可做的缘故，劳拉和索菲亚才会沉醉于感情之中。
她们会很自然地变得卖弄风情、装腔作势，这些缺陷在进入青春期后将变得格外明显。她们心神不宁、郁郁寡欢，具体表现为缺乏耐心、好发脾气和动辄泪如雨下；她们之所以喜欢哭泣——许多女性会把这种喜好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小姑娘有时会从一面镜子里观察自己哭泣的样子，以便获得一种双重的快乐。
她们戏剧化地证明了德·波伏娃的观点，即女性由于以典型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会因自身不敢面对现实的恐惧心理而变得自恋。同时，由于她们借以骄傲的资本不仅来自脆弱，而且还来自那些确保脆弱形成的诸种“才艺”，她们的自恋于是无可避免地会与性受虐狂（masochism）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已经被成功地进行了社会化，相信她们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正是她们自己渴望获得的东西。奥斯汀对她们那些幻想是非常清楚的：索菲亚和劳拉正是凯伦·霍尼近来所指出的“过高地估价了爱情”所导致的牺牲品，在此方面，根据奥斯汀的观点，她们是典型地代表了自己所属的那个性别的。
她们希望，也确实做到了想方设法去“追逐”男子，但她们又必须假装成天真、谦逊，并对爱情麻木无知的样子。奥斯汀显示出，通俗的浪漫主义小说对女性除了捕获男子的爱，别无其他合法的人生目标的传统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观念又是以“女性的”自恋、性受虐狂和欺骗为基础的。因此，要她以一种更为异端的挑战姿态，来直面社会对于女性的诸种界定是相当困难的。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欣赏甚至崇拜撒旦身上那种拜伦式的反叛精神、他对传统道德的讥讽，以及由于愤怒而激发出来的能量，她们或许还会暗暗地幻想自己就是撒旦——或者该隐、或者曼弗雷德，或者普罗米修斯。但是与此同时，她对女性处于无权状态的种种感受又使她深信不疑地认为，她能够成为撒旦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成为他的创造物，他的工具，他的女巫一般的女儿或者情妇，可以坐在他的右手边。
阁楼上的疯女人读得太痛了。想到很多青春期（或许延续至今）的挣扎。暧昧难言的纠缠的生命体验被讲出来了——那些加诸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上的隐形却真切的限制、束缚、障碍、牢笼。更痛苦的是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
“勃朗特又深知，屈从的习惯也使女性获得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洞察力——即一种富于同情的想象力，在她们的反叛过程中，这一想象力将帮助她们免于变得像她们的主宰者一样。由于被迫体验自身作为客体的命运，女性理解她们从虽生犹死的状态中觉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她们懂得这是一个以死者和古人为镜而反观自身、获得启迪的过程，而不是施展什么巫术——即是一种通过自我告白使人获得新生的艺术，而不是什么压制性的忏悔录——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无需使另一个他者陷入她们已经抽身逃离的陷阱之中。”
《阁楼上的疯女人》
艾略特即受到文学中可能存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女性传统的吸引，这种传统的特征是爱而不是愤怒…… 女性的“感觉与情绪——具有母性的东西——”有可能创造出不同的形式来。15因此，当富勒呼吁女性拥有“男性化的”知识权力的必要性时，艾略特则似乎更倾向于认同斯托，即强调男性有必要培养“女性化的”、尤其是像女性那样善于照料别人的包容性。
艾略特提出了她自己的假说，斯托革命性的著作坚持认为，母性的感受和体现出女性特征的脆弱无力状态可以拯救世界，否则，这个世界就将被体现出男性特征的好斗倾向所毁灭。
艾略特即便承认女性的特殊力量来自于她们提供同情的母性能力，并暗暗地对斯托夫人进行了赞美，但她自己的小说还是一再表明了一种担心，即斯托对女性化的美德的赞美，有可能会堕落成具有自我抑制倾向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最终又会成为维护斯托强烈谴责的专制行为的力量。
——《阁楼上的疯女人》
这些女性在男性化的职责与女性化的角色选择之间的两难困境，代表了影响到和她们同时代的许多人的作品的那种挫折感。
当更像男孩的乔担心自己脾气的突然发作有可能使她最终杀死某人之时，玛米承认说，40年来，她自己一直也有脾气、一直无法控制，“几乎每一天，我都对自己的生活很生气，”她对乔解释说，“但我已经学会了如何不把这种生气流露出来；我还希望能学着不再感觉到自己在生气，尽管我可能还要为此花另外40年时间。”
——《阁楼上的疯女人》
译者在说啥？
《阁》著另一个可以质疑之处，是两位论者都认为女作家的文本潜在而普遍地表达了女性的愤怒，而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女性群体必然拥有完整而一致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既然女性自一降生就被无所不在的父权法则包围，也就很难想象19世纪的女性如何能够设法形成与维护这种“完整而一致的意识形态”、表达“女性的愤怒”，而不受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侵蚀、同化与瓦解。
？？
“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女性作家都是弥尔顿的女儿，因为她们一直不断地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她们与弥尔顿的父权诗歌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她们还一直在思考：作为女儿，她们该选择怎样的出路。
一方面的选择是表面上驯服地屈从于男性神话，“为能服侍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的选择是秘密地进行学习，以便可以最终获得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