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反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通常可以见到对女性安于家庭束缚,做到严肃持重、温顺驯服的要求,但《爱情和友谊》却远非如此,它以将女性的自行其是处理为最荒诞和徒劳的行为方式的途径,对将女性的自行其是琐屑化的社会进行了抨击。正是由于在社会上无事可做的缘故,劳拉和索菲亚才会沉醉于感情之中。

她们会很自然地变得卖弄风情、装腔作势,这些缺陷在进入青春期后将变得格外明显。她们心神不宁、郁郁寡欢,具体表现为缺乏耐心、好发脾气和动辄泪如雨下;她们之所以喜欢哭泣——许多女性会把这种喜好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小姑娘有时会从一面镜子里观察自己哭泣的样子,以便获得一种双重的快乐。

她们戏剧化地证明了德·波伏娃的观点,即女性由于以典型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会因自身不敢面对现实的恐惧心理而变得自恋。同时,由于她们借以骄傲的资本不仅来自脆弱,而且还来自那些确保脆弱形成的诸种“才艺”,她们的自恋于是无可避免地会与性受虐狂(masochism)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们已经被成功地进行了社会化,相信她们在社会中的低下地位正是她们自己渴望获得的东西。奥斯汀对她们那些幻想是非常清楚的:索菲亚和劳拉正是凯伦·霍尼近来所指出的“过高地估价了爱情”所导致的牺牲品,在此方面,根据奥斯汀的观点,她们是典型地代表了自己所属的那个性别的。

她们希望,也确实做到了想方设法去“追逐”男子,但她们又必须假装成天真、谦逊,并对爱情麻木无知的样子。奥斯汀显示出,通俗的浪漫主义小说对女性除了捕获男子的爱,别无其他合法的人生目标的传统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观念又是以“女性的”自恋、性受虐狂和欺骗为基础的。因此,要她以一种更为异端的挑战姿态,来直面社会对于女性的诸种界定是相当困难的。

——《阁楼上的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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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在说啥?

《阁》著另一个可以质疑之处,是两位论者都认为女作家的文本潜在而普遍地表达了女性的愤怒,而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女性群体必然拥有完整而一致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既然女性自一降生就被无所不在的父权法则包围,也就很难想象19世纪的女性如何能够设法形成与维护这种“完整而一致的意识形态”、表达“女性的愤怒”,而不受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侵蚀、同化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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