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〇〇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〇〇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都受到了怀疑,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
当结果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时,他们就会动用酷刑。一九三七年以前打人实际上应该是被禁止的。一名前古拉格人员证实,在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打人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随着必须迫使党的领导人认罪的压力增大,酷刑逐渐开始使用,不过,到一九三九年时,酷刑再次停止使用。
说到底,审讯的最重要后果是它给犯人打下的心理烙印。甚至还没踏上解送东方的漫漫长路,甚至还没到达他们的第一个劳改营,对于作为强制劳动力的新生活,犯人已经处于某种“准备”阶段。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出席公正的听证会的权利。他们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当他们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时,他们已经不怎么考虑自己了。但是,即使他们不承认,他们也都失去了貌似存在的所有希望,不再相信逮捕他们的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