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累旁人的刺客 @[email protected]

三句话概括2022，我选“这个世界不要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和“孩子就是他的软肋”。从时间上说分别是在年初、年中和年底。从地域上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丰县（基本盘），上海（经济中心）以及北京（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别体现了弱势群体由于缺乏保障的绝望、中产阶级由于缺乏自由的绝望，以及二者的共同原因——以胁迫为手段进行全面管制的执政总方针。

潘绥铭教授的田野做得很不错，不以下这段话确实也很成问题（转引，若有问题请指出）：

嫖娼的动机，有时在“性”外。虽然大部分男性在嫖娼的源头上，都是“为性而性”，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嫖娼这种金钱交易之中的绝对权力臣服，一定是极具诱惑性的原因之一。（《生存与体验》）

我理解，一个受过文科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起手势就是去反思“这里潜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这个思路本身没什么不对。但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当你产生这样一个猜想之后，不能直接以一句“不可否认”来自我确证，而是要以质疑的精神思考——这个猜想如何证实？有没有反例？

潘教授可能会觉得，性交易中的性行为，理所当然地体现出更多的（对客户的）服从性——毕竟收了钱嘛。哲学家这样想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毕竟还要多想一层，那就是如何在田野中找证据，比如设计问卷。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设计一个能量化评价“购买性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好的服从性（而不是别的原因）”的问卷，应该是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诉诸常识。常识上，其实对这个猜想有很多反例存在。我不是说嫖客的常识，在有专业问卷调查汇总之前，这些七零八落的道听途说都不足为据。（铿铿当年有哪位嘉宾就说过，嫖的乐趣主要是在等小姐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的节目可真猛）我说的是一些更硬的事实。比如，性产业（曾经的）顶流是东莞，网上随便一搜都有很多的介绍。而“莞式服务”明显不是主打“为所欲为”，而是和其他合法的服务业一样，主打细精的流程管控——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并且能够选择具体得到什么，一切都在你的要求下按照明定的程序展开。

这种设计有两层含义。首先，怎样利用性心理，在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成功（也就是理解客户需要什么，什么能让他们爽到），东莞的管理者，会比一个教授更清楚。然而与此同时，别忘了性产业既然是个产业，就不能单方面地只考虑客户，还得考虑员工的利益和行业的长远发展。也就是说，就算有些嫖客就是冲着“为所欲为”去的，经营者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不然这个买卖就会变质（B级片里常有这样的情节，但是这种“生意”已经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性产业了）。而“事先提供细致的可选项”，就变成了最佳的平衡策略，既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又不会因为“绝对服从”而让从业者受到（太大的）伤害。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商业的自发秩序真是巧妙：你说嫖客有没有感觉到“服从性”？有的，因为一切都是按照你的意志进行。但是你说这真是一种权力结构上的“绝对服从”吗？又不太像，因为毕竟人家不服从你顶多也就是给个差评对吧？洗个帝王浴而已，你还真准备把人推出午门斩首啊？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服从感”，其实就是商家刻意营造出来的幻觉。只要不是精虫上脑，你稍微一想就会明白，就真实的权力关系而言，你也就是个普通消费者。说得再败兴一点，如果真有什么纠纷，虽然当班经理出于职业素养可能会给你点面子，但是真的撕破脸，无论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收入）还是从地下秩序的角度（能摇到多少人出来打架），谁叫谁爸爸还真不一定。所以，临时要加戏加钟，也得有商有量的才行。不然就会像《心花路放》里那样，因为逼着小姐说“我爱你”，被小姐背后的大哥怼得跟孙子似的。

当然，性产业里肯定存在性剥削，性工作者肯定也是被剥削者，这里肯定存在系统性的权力不对等，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我只是想提醒一句，在简中环境里对一个现象口诛笔伐，既有深度又得人心且不存在炸号的风险，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很可疑的。那个可笑的“追求绝对控制”的解释，实在是太不（敢）把爹放在眼里了。

@covid19
#新冠时期的记忆
昨晚上微博看到毛十八转发了一个视频，原博已经因为这个视频被炸号了，看转发链上的提示，应该是万青郊眠寺这首歌配乐的上海这两个月的视频混剪。很好奇想看看，墙里墙外到处找都没找到备份，爬广场也很少看到提到这个视频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备份了视频的网友，拜托ta私信了我一份。剪得真的很好，配乐更是升华了视频。我个人觉得是比四月之声更有力量的，歌词实在是契合。上传了一份上毛象，推荐大家看看。

今年的年度流行词和流行语个个都暂无查看权限
现在才六月吧，光我记得的：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发一下丰县
call me by your name
la la land
偷着乐
中国来去自由
四月之声
再见语言

基本全军覆没

生活在我们这个糊弄学大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智慧，那就是，日常的小确幸，绝大部分都是糊弄出来的。上头定规则的时候，一定是定到谁都活不下去的程度，但是它必须得这么定，不然就无法维持统治。而下面执行的时候，除了要留出自己能捞点油水的活动空间之外，一定还要给点缝隙让人喘气，不然把人真逼急了，大家都难看。要说秦制，两千年都是秦制，要说酷烈，打根儿上一直都是酷烈。要说这里面有点小温馨小美好，那都是从糊弄学的缝里抠出来的。所以，偶尔上上下下一直认真做点事情，往往就是历史上最惨烈，最荒谬，最黑暗的时光。

如果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笔法写2022，就以“物传人”这件事切入，能够非常生动地呈现整个官场的逻辑：最开始，官僚系统发现，“物传人”是一个完美的甩锅法宝；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既然你说物传人，那么断不断物流呢？不断，就是不尽责；断，就是民怨沸腾。可是你觉得这是两难吗？不，老练的官僚系统想到另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是垄断物流，没有资质的不让送货。既能体现尽职，又能中饱私囊。整个过程虽然充满戏剧性，但却始终遵循铁的客观规律，那就是“责任最小化”和“权力最大化”原则。理解了秦，理解了明，也就理解了中国。

@normanzxy 哦 这题我会，这叫：累计式激进主义 #赛博碎纸机

坚持动态清零的理论有很大市场，理由在于他们相信各地只要对疫情的防控足够早，尽早采取封锁隔离等强硬措施，疫情就能在最初被遏制。从而付出这部分的代价来换取接下来的正常生活。所以上海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一开始坚持清零政策，亡羊补牢以来的困难都是他们咎由自取。
但是坚持清零的人没有考虑到的是，从支持这项政策一开始，正常生活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所生存的空间，你所要去的任何地方，会面临如何的管控。任何生活计划，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新增打乱。因而你不敢做旅游或者回乡计划计划，因为你怕目的地突如其来的疫情所隔离，或返程面临又一轮歧视或隔离。你也不敢不做物资储备，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超市被搬空外卖被停滞城市被停摆。甚至不敢生病不敢去做任何冒风险的事情，毕竟任何风险都会被防疫无限放大。只要有这个政策的存在，生活的安全感就在被一点点蚕食，每天都要与焦虑做抗争。任何的决定都要考虑再三，精神上的折磨带来的代价往往被忽视。更难熬还有无能为力感。深陷困境的人如果还能寻求解决方案，将一定程度缓解这样的无力感。而相信防疫政策的人在面临一些非人的管制时，却只能怪这个病毒。但病毒永远都在这里，永远不会消失。这样的无力感最终只能变成“我运气（命）不好”而消解了一切改变的可能。
所以我要反对这种政策，反对一切让我丧失安全感且充满焦虑的政策。我凭什么要失去安心生活的自由？压根没有什么命不好，一切都是被他们人为地夺走的！

读书人往往有种高冷，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蠢货，我不跟你们玩，我安心读书就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关起门来，蠢货通常不至于干扰到你的生活。现在的问题是，那些显而易见的愚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以致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这时候读书人就会发现，必须从头开始讲道理，比如为什么不能让中成药掏空医保，病毒传播力与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社会成本应该如何计算……这很难，这已经晚了，我们处在一个几乎注定失败的绝望的境地。但是没办法，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以自保，但是小声说话也要说话；可以润，但是润出去了也要说话。与前现代那种贫乏恶劣的生活相比，我们已经享受过本不配有的现代文明的诸多恩惠。没办法，我们欠这个世界的。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句话，讲了几十年，现在你应该发现其中的蹊跷了——当“生存权”和“发展权”摆在一起的时候，前者显然是更重要的对吧？所以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又可以推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可是你再想一步就会发现，“生存权”又可以像切香肠一样细细地切分，可以一点点往后推：一天吃三顿干嘛？一天吃一顿就够了呀！团购的食物是三无产品？三无产品吃不死人就行呀！土豆发芽了？那你想想很多人连土豆都没有呢！……像这样一点点推下去，“生存权”就会变成一个无限趋近于虚无的概念。现在你应该意识到，这种说法最鸡贼的地方，就是把“人权”这个不敢正否定的概念，进行“切香肠”式的处理，先从里面切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段，然后再根据需要想切多细切多细，从而达到事实上否定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