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把蠢行解释为“服从性测试”,客观上起到了美化当权者的作用,是因为它暗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那就是“收放自如”。测试应该是可控的,如果一个事情即使再蠢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那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测试”。既使你说,很多事情是始于愚蠢,终于服从性测试,这也不叫“收放自如”,最多只能叫“顺坡下驴”,而且是愈发不可收拾的那种恶性滑坡。就好比皇帝光着腚转圈丢人,然后觉得与其承认错误,不如把这变成一场服从性测试(我倒要看看谁敢劝我穿衣服),这仍然是蠢上加蠢,而不是逆风翻盘。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要永远光着腚,但凡敢穿条内裤,都会让外界怀疑是不是权力不稳固。这里最关键的吊诡是:当掌权者把一个蠢行当成“服从性测试”的时候,他反过来也会变成被测试的对象。也就是说,他是否坚持这个蠢行,会被当成其本身权力是否稳固的表现。是的,他当然也可以穿上衣服当作无事发生,但是这到底会被理解成他已经结束了服从性测试(这会加强其权力),还是他自己顶不住压力被迫妥协了呢(这会减损其权力)?难说。结果是不可控的,而权力最怕的就是不可控。再说了,真想进行“服从性测试”的话,办法有得是,“逼着底下官员欺负老百姓”,反倒是最看不出他们事实上忠诚与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