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被贱嘴高华们嘲讽的“村网通”、“没文化的底层人上网”,恰恰是击破极权的机会。只要普通人可以在网络舆论中,说出和交流他们的真实生活(不管这真实生活多么微小、平凡、晦暗),极权政府的谎言宣传就无法维系。正如微博上有明白人所指出的:在这个国,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是反动的。
毛时代可以成功地树立雷锋这种虚假的道德偶像,那是因为,和雷锋处于相同生活环境的大头兵们,并没有在公共舆论中发言的机会,没法讲出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也就没法让公众知道,雷锋的事迹有多少谎言。
然而,当今却没可能成功树立起一个“大学生脱长衫卖烧饼发家致富”的虚假偶像,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真正在卖烧饼的穷人,他们也能上网了。他们就可以向公众说出来,“卖烧饼年收入百万”纯属放屁。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ql-05032024043051.html
感觉是做过的最准(指信度)的写手类型测试,我从18年做到现在每次都是键政型。不过不适合不写文或者不常写的人,因为人想写什么和能写什么往往有很大区别
今天知道一件事。在我正式入职之前,大老板问过我要不要先远程参加一次组会(当时我已经有内部档案了,所以他们可以把我拉入会议)。
我那会儿刚分手,很需要工作来转移注意力,就答应了。现在想,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极端的情况,我——可能也会参加,想快点熟悉业务。
结果大老板因为这件事(在入职前随口问我要不要参加会议-我答应了)被组里东亚同事当面大批评,大老板就说他和我强调了是自愿的,不参加什么都不影响。有一个中国局过去很多年、已经在那里转正的同事和他说:“不是关于你是否强调了自愿。你不明白你的那个请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你以为是一道选择题,但我们不会say no,那对我们就是一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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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理解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简单解释一下,在欧洲职场(起码在我所任职的国际组织),大家的一个共识是:权力极度不对等本身就是一个阻碍主体行使自由意志做出真·决定的重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方所谓的“选择”,极有可能是出于对可能存在的负面后果(典型如晋升/人际/薪资受影响)的恐惧才做出的。
考虑到事件的权力结构,弱势方没有多少自由做出选择的余地。这是结构问题,不是结构里填充什么内容的问题(内容e.g.强调自愿)。
事前会议的例子中:入职前参加会议不是员工的义务。如果员工想提前参加会议,会主动向上级要求。
OK。没有更多解释了,社畜缓缓累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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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难民,已经放弃在简中聊任何时政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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