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村守墓人
Zhenya Berkovich 1月9日的法庭陈词（诗）被俄罗斯流亡艺术家们二创成了MV。
发起人：导演Roma Liberov
演出：演员Chulpan Khamatova，歌手Naum Bleek、Vladi、Ligalize、Krec，记者Katerina Gordeeva
导演：Roman Sivozhelezo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7itUp3meAg
全平台音频：https://band.link/incourt
英译：
Your Honor!
I must state:
That is indeed the case.
Nothing here to contemplate.
Our arguments and truth always seem to align,
Because from the investigation every time,
We hear the same set of formal phrases again,
And naturally, we give the same answer then!
It all repeats, again, again,
I wonder what to do, what to pen,
How to fight, where to begin.
Write a speech, sing it in Buryat, then?
Sell ads in it like a businessman?
Each time they bring us here, Sveta and I,
We hope. But it just doesn’t go our way.
As citizens, we wait for the hour of trial,
Each time, it turns out to be Groundhog Day.
There is only one answer to one question!
We give it, sometimes through screens, or face to face.
No chance to escape, that’s beyond suggestion
And witness tampering, nonexistent, in any case.
I won’t run away from home, anklet-bound,
In this drama, I stay until the final round.
And as for continuing a life of crime,
It’s impossible, for I never
For I never started it, anyhow!
I’m in Russia, under investigation’s net,
Nowhere to escape, nothing to gain.
I still have two sick kids, don’t forget,
Whose childhoods are stolen, once again.
Sixteen years in orphanages — that’s for two of them shared.
And now, at last, a home, safety, a mother’s care.
Can’t you torment me and spare them, I plead?
Simply not tormenting, that alone means the world to me.
I still have the same Moscow home,
Same registration, address well-known.
But my grandmothers: two before the arrest.
Now one. Next month, ninety, alone.
I hope, she will be...
Still, the investigation couldn’t unearth a thing,
Despite all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y.
And no one’s in a hurry to close
Our Case of Such Complexity.
This case is dead, all sung its final note.
No saving it with forensics, interrogation, or quote.
Listen, in nine months, an expert could’ve been born whole.
And he would’ve emerged fully ready to roll.
Perhaps it’s time to end the public scorn?
We’re not in the eighties, we’ve moved forward since th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quiry and a brawl
Is to prove, not to punish, yet again!
But the investigation’s content, arranging things with ease.
How convenient: the case stalls, and we just sit tight.
This strategy suits truly tough heroes, if you please.
The foe doesn’t show on the field, thus unbeaten in the fight.
Your Honor! We didn’t choose this path on our own,
And our journey can hardly be called comfortable.
You see, when the essence is unchanged and known,
The artist is left to work with the form that’s available.
The essence won’t change — there’s no different core,
Any child will tell you that, of course.
As citizens, we count on judges fair, not sore,
A bit too early for executioners, that’s for sure.
But I still believe that you’re not one of the rest,
That your judgment and candor will be put to the test.
And since this test has appeared somehow,
It means we can still await surprises now.
I’m finishing now, I don’t have four volumes,
Unfortunately, not even two notebooks to claim,
But if there’s no hope in choosing the words,
One must bet on their order all the same.
After all, the New Year has come,
The dragon’s arrived, not a spider, or a worm, or some scum.
I beg you, remember miracles, the law’s sum,
They’re nearly synonymous. Thank you, I’m done.
Zhenya Berkovich：我最恐惧的事就是感到害怕
Muratov是她Instagram上的明星。奶渣饼和馅饼食谱、翻译、剧本、演出、为慈善机构募捐，这都是Zhenya Berkovich。最坏的情况下，她打算搬到秋明地区的阿丰基诺村，而不是柏林。在事业巅峰期领养了两个经历过孤儿院和背叛的少女，这也是她。写下令人战栗的反战诗歌，同时留在俄罗斯，这还是她。
38岁的Zhenya Berkovich，女权主义者、导演、母亲，俄罗斯导演Kirill Serebrennikov称她为他最好的学生。今天，她因戏剧《菲尼斯特：勇敢的猎鹰》而被控“为恐怖主义辩护”，面临最长七年监禁。
Zhenya其人，在俄罗斯电影和戏剧界太过独立，太不循规蹈矩。谈到自己时她说，一生中最恐惧的事就是感到害怕。
童年
1985年4月29日，Zhenya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父亲是诗人、小说家Boris Berkovich，母亲是语言学家、记者Elena Efros。
她的曾祖父Lev Maizelis在1938年因“参与军事阴谋”而被处死，在“去斯大林化”的1956年被平反。他的女儿Galina是教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老师，对Zhenya和姐姐Maria的影响很大。
她的外祖母Nina Katerli是作家、记者和人权活动家，曾因将作品寄往西方国家而被KGB请去喝茶。她的母亲Elena是“为政治犯讲故事”项目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这个项目，顾名思义，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写童话故事寄给那些因信仰而获罪的人，无论他们信仰什么。
Zhenya在列宁格勒度过了童年。她和Maria一起加入了青年创意剧院。亲戚们说，Zhenya就是在那儿接受了导演艺术的启蒙。她也在那里上演了自己的第一部戏——与青少年演员们一起。
2007年，Zhenya从圣彼得堡国立戏剧艺术学院（今俄罗斯国立舞台艺术学院，RGISI）戏剧管理专业毕业。之后，她继续在青年创意剧院当了一年导演兼教师，然后去了莫斯科。
莫斯科与Kirill Serebrennikov
2008年，23岁的Zhenya来到了首都。她申请了莫斯科艺术剧院戏剧学校的导演系，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想必是命运的安排。第二年她又来了，那一年的课程由Kirill Serebrennikov教授。她被录取了。
Zhenya的毕业作品是根据阿努伊剧作改编的《云雀》。剧中，圣女贞德成为国家正义的隐喻。十一年后，Zhenya因为另一部戏而入狱，她曾经的老师Serebrennikov给她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首次承认：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但‘课程导师’的身份让我必须故作严厉。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最有才华，最聪明，最自由。你太出色了。最棒的。独一无二。我最喜欢的。我很抱歉，是我教你们不要撒谎，不要害怕，教你们做诚实的戏剧，教你们去‘说’和‘做’。……我不会说‘坚持住，Zhenya’。你会坚持住的，我知道你很坚强。你必须经历地狱，然后就会更容易。你还记得你在莫艺戏校首演的《云雀》吗？就是这样，一开始很痛苦，非常痛苦，但随后就变得容易了。要相信自己是对的，你没有任何罪过，这个信念会在最黑暗的地狱中拯救你。要记住，这腌臜事迟早会结束。你是星。你是光。你是爱。那些猪猡会一睡不醒，但你会留下来。”
女权主义与自由
“是的，我是个女权主义者。这是个有意识、有动机的立场。……说到底，我是个女性。但很多时候我并不强调这一点。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我不认为每次都要刺刀见红。我有权随心所欲地称呼自己。”
这是Zhenya的女权主义观。
2018年秋，她创立了独立剧团SOSO的女儿们。这个项目从未获得国家资助，主要是靠私人基金会的赞助。
2020年，SOSO的女儿们那部“臭名昭著”的戏一经首演，亲克里姆林宫的民族解放运动（NOD）活动家们就发表了谴责书。三年后，“为恐怖主义辩护”的导演Zhenya和剧作家Svetlana Petriychuck终于“落网”。
那部戏
法庭定性《菲尼斯特：勇敢的猎鹰》是关于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结婚并移居叙利亚的女性的戏。以下是导演的阐述：
“这是当代俄罗斯女孩的故事，她们在网上遇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以新娘的身份去那里——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些人在途中被抓，有些人设法离开。这部戏是如此诗意，如此美丽！但也非常残酷，非常可怕。”
正打算加入ISIS的女孩应该这部戏吗？它能让她们改变主意吗？
“我希望无论是谁看了这部戏，他们在某种处境下加入极权主义教派的可能性好歹降低半个百分点。因为这是一回事。”
《菲》是2020—2021年度最受关注的剧目之一。它获得了戏剧评论家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金面具奖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编剧两个奖项。
妈妈
五年前，Zhenya做了母亲——她收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在那之前，她没想过要孩子。但生活另有安排。
几年来，Zhenya一直担任为孤儿院青少年举办的艺术节“我不孤独”的艺术总监，帮助他们在艺术领域进行尝试，包括学习台词、形体、舞蹈、声乐等，并上演戏剧。
这个项目还为参与者创造了寻找父母或监护人的机会。Zhenya和小姑娘Kira就是这么相识的，Zhenya说她的“心被完完全全俘获了”。她意识到自己想领养孩子，但不是现在。
Zhenya和同事们首先决定给Kira找一个家。他们为她找到了一位养母，这个家庭还领养了一个叫Anya的小姑娘。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这位养母就得了重病，小姑娘们被送回了孤儿院。Zhenya得知后紧急申请了临时监护权，带她们离开了那里。那位养母一病不起，很自然，两个女孩就留了下来。
2022年，Zhenya和SOSO女儿们的一位同事结了婚，并正式收养了两个女孩。
Zhenya被捕后，18岁的Anya和还未成年的Kira和养父住在一起。
公民
Zhenya在2020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真的不在乎人行道有多宽，只要我能和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大声说出我想说的话。我不喜欢防暴警察用警棍驱散和平的自由集会，把我们赶出人行道。
“我不喜欢这一点：在莫斯科，我们身边生活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完全被剥夺权利的移民，而我们假装冰山在水下的部分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2022年2月24日开战当天，Zhenya就因为参加反战活动被拘留了几个小时。她是第一个公开反战的戏剧人。过去一年，她定期在个人Facebook页面上发表反战诗歌，同时有意识地留在了俄罗斯。她开玩笑说，如果发生什么事，她会搬到秋明地区的阿丰基诺村，而不是柏林。
2022年秋，Zhenya参与了“第一部门”项目（专门代理“叛国案”的律师团队）、OVD-Info（被政府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和“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最近被政府清算）一起举行的拍卖，为受“审查”条款（“诋毁俄军”“散步谣言”）迫害的人们筹集了300万卢布。
她还为灯塔慈善基金会（援助难民）、Svetlana Stroganova的组织“我们的孩子”（帮助孤儿）、NPO“夜晚庇护所”（帮助无家可归者）筹款。2023年5月6日听证会当天，这些组织的代表都来到法院大楼，他们许多人都为Zhenya做担保。
喵星人Muratov与“正确的俄罗斯反对派”
2022年秋，Zhenya一家收养了一只9公斤重的碧眼大缅因猫。有人把这只猫丢到了街上。Zhenya的朋友捡到后给它做了治疗，然后送给了她。那时她还有一只叫Chipa的猫。Zhenya给大猫取名Muratov，以致敬获得诺贝尔奖的《新报》主编Dmitry Muratov。
喵星的Muratov喜欢在她写剧本时趴在键盘上求撸。它会听她训孩子，会偷袭桌上的俄式薄煎饼和鲜花。有时趁孩子们不注意，如果前门开着，它就会跑出公寓，然后Zhenya得追到楼上，把这个9公斤重的美人带回家。
Muratov还允许主人给它拍照，用于戏剧宣传。
Zhenya做了几部新戏。在《蓝米狗》中，女演员们朗读了俄语诗人写的诗，讲述了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成人和儿童的生活，玩具、狗以及永远不再相同的东西。
另一部新戏也和战争有关，改编自Zhenya自己的剧本《我们的宝藏》，是一则关于天使、伯利恒警察、会说话的动物、慈爱的母亲和下令杀婴的大希律王的圣诞寓言。
最近她还排了一部有聋人艺术家参与的包容性戏剧《木木》。
被捕前一天，Zhenya删除了她的FB页面。“被正确的俄罗斯反对派冲了，有点儿累了。就是说。”她在Instagram上解释道。
她在FB上被骂是因为一篇关于领养乌克兰儿童的帖子。Zhenya写道，她准备接收被转移到俄罗斯的顿巴斯儿童，为的是帮助他们回到乌克兰。
艺术家Katia Margolis和Zhenya起了争执。Margolis信奉的铁律是，反战的俄罗斯公民应该帮助乌克兰军队，而不是“形式上”同情乌克兰。至于同情的程度和大小，由旅居威尼斯的Margolis决定。而她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对乌军的任何帮助，包括资金上的，都是“叛国罪”。
政府最近加重了“叛国罪”的刑罚，可以判到终身监禁。Margolis甚至说Zhenya“自己的领养行为也相当可疑”，但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来源或证据。结果，Zhenya的FB还是被像Margolis一样愤怒的同胞冲了，所以她删除了页面。
观察家普遍认为，戏剧导演被网暴是执法人员敲门的前兆。尽管对《菲》的告发是NOD活动家们两年前干的，好巧不巧，执法者现在想起这档子事了，就在Zhenya写下她想帮助乌克兰儿童回国的当口。
P.S.被捕前九个月，Zhenya发了一张小女儿Kira和一只叫Danil Ivanovich的老狮子狗的照片，并写道：“我（我！一个没想过要孩子的人！）发现自己总想和他们在一起。我脑子里老有一个小念头：谁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剩多少？不，我不是在吸收负面情绪和碎碎念。只是我以前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受到人的自由和生命的脆弱——还有狗的。”这只狗没有看到她被捕，它在那篇帖子发布后一个月就去世了。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3/05/11/the-thing-i-fear-most-is-being-afraid-en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3/05/10/bolshe-vsego-ia-boius-boiatsia
布图索夫：戏剧是自由的（续·机翻）
- 您在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GITIS）担任导演戏艺术总监（目前请假未请辞，采取在线教学方式）三年了。您要如何向学生解释，当他们完成学业时，他们成为真正的导演这个有条件的理想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了？
B：一般来说，学习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持续一生，最好不要脱离这种状态。但是，说真的，今天还不清楚戏剧会变成什么样，这要看是否还有人需要它，要看它如何在审查制度和不自由的情况下存在。也许人们今天的行动比什么都重要。我的意思是，不要害怕说出你认为真实的东西，要在教学中设法保持诚实。你不能变成——这么说吧，功能性的教师。你可能会很痛苦，但你必须保持人性，进行道德教育。
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可能把戏剧当成了一道屏障，用它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这可能是一个错误。也许我们在戏剧中升华了一些情绪，现在我们应该把它们引向其他地方。正如Oleg Tabakov在危急情况下常说的那样：“重量已经抵达地面。”
- 您会推荐学生看哪些当代演出？
B：我对诚实的戏剧、开放的戏剧感兴趣，还有需要人的情感和头脑忙起来而不是休息的戏剧。模糊了常规结构，并与观众建立特殊关系的戏剧。但我建议我的学生尽可能兼收并蓄，因为身处环境中很重要。一部糟糕的戏比一部好戏能让你学到更多。
应该追求理想的作品，要相信它们能令人愉悦并且改变一个人。对我来说，Pyotr Fomenko、Eimuntas Nekrošius、Kama Ginkas的作品就是这样。但要成为Ginkas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免不了收集大量的废铜烂铁，去粗取精，培养自己的品味，从大海里捞出自己。当然，从模仿开始并不是罪过，有时你需要踏板才能起跑：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是因为他模仿了某个人——这是一种成才之道。如果你不断学习并且始终不自满，也许你会找到自己的路。
- 就您自己的内心感受而言，您有没有排出过无限接近于理想的戏？
B：没有，我不会这么评估。我会继续盯着演出，看到它们的缺点并尽可能改正。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完整的，铅笔可以无休止地削下去。有时我不得不禁止自己这样做，因为都快把它磨没了。
如果没人阻止，我会没完没了地改戏，直到演出结束。我喜欢这样。但这有时这会对演出本身造成伤害：你可能会毁掉一些东西，然后它们就无法恢复了。偶尔艺术家们会要求我：“什么都别做，就过来坐下。”导演的存在约束了他们。
- 您做过什么最激进的事？
B：拿掉了装饰。
- 装饰？
B：剧中的布景。艺术家和他们生活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改变环境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有时这样做可以使演出更加生动。
- 我知道总是有人问起您作品中的音乐。您是头脑中有现成播放列表，还是边排练边挑选音乐？
B：这听起来可能很惨，但音乐是我生活的世界，我需要它就像需要食物一样。如果有人问我去荒岛会带上什么，毫无疑问——我会带我的随身听。我会根据声音和心情来选择曲目，当我开始考虑一部戏，我会建一个文件夹，把适合在这里生活的歌曲和音乐放进去。渐渐地，它越来越大，我就开始用它工作。和作曲家一起做这件事会很棒。比如我曾有幸和Faustas Latėnas合作。他不仅是作曲家，也是戏剧人。和他交流真是不可思议的感觉。不幸的是，他去世了。
我对仅仅讲述剧中所描述的情况不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傲慢，所以更准确地说，是其他任务更吸引我。我像编织地毯一样，用某种钩针编织演出，根据心情，根据情绪。可以有任何颜色、任何分支、任何线条。但如果只能选一样，对我来说，演出就是音乐。
布图索夫：戏剧是自由的（机翻）
- 您排的大部分戏都是几十甚至几百年前的剧作。当今的外部环境、窗外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您的创作？
B：不可避免的程度。我感兴趣的不是商业戏剧，而是好的、真实的、难搞的戏剧，还有提出问题的戏剧——它们反映着窗外发生的事，而且肯定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关。
我在羊人讽刺剧院（萨蒂里孔剧院）排的最后一部戏是当代文本，改编自《钦差大臣》。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发自内心想要重新思考这个文本，这就是剧作家Mikhail Durnenkov和我的工作。在《钦差大臣》的基础上，我们架起了通向今天的桥梁。
- 以前您排戏通常不会大改文本，为什么这次您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B：每部作品都是新的道路、新的结构，创造的是新的现实，所以每部戏都要有自己的排练方式和方法。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成不变。这和创作者有关，还有今天的我、跟我合作的艺术家们。处理经典文本时，我的主要任务是为它注入当代的情感和思想。有时效果更好，有时效果更差，但这就是重点。
这是陈词滥调，但戏剧确实存在于此时此地。今天你来到剧院大厅，你在演一出戏——这就是戏剧，你需要观众和你产生共鸣。
这就是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在特定的一秒钟和人发生直接的接触。
创作者不应该以超然的姿态看待戏剧，好像它讲的是一些遥远的人和往日的事。对我来说，这既是导演的任务，也是创作的概念和意义：把来到剧院的人融化在我们和艺术家们一起创造的环境中。就好像我们乘坐同一架飞机飞行——同时在同一个空间内静止，并以极快的速度移动。
从本质上讲，戏剧总是和打破第四堵墙有关，但在每场演出中，打破的方式不同，因为观众和舞台、观众和演员之间的每次互动都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戏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它在特定时刻和人直接发生接触。
我最初并没打算改变果戈理的文本。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想尝试在排练过程中创作文本，就像莎士比亚的时代那样。我们和演员还有Misha一起完成了。当然，这并不容易，有争议和争吵，但我们还是坚持到了最后，我认为我们总算从这种鲜活的即兴体验中构建了一部完整的作品。
- 要做到这一点，导演和剧作家之间、导演和艺术家们之间都必须有高度的信任。这是因为您不是第一次和羊人讽刺剧院的演员们合作，还是仅仅因为您知道如何建立这种关系？
B：为每部戏寻找特殊的排练语言是我导演工作的一部分。当然，这需要信任和坦诚，还需要互相“燃烧”。没有这种信任和无惧，排练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说实话，根本不会让我感兴趣。一开始并不容易，但克服了这个始终存在的障碍后，排练就变得快乐而且诚实了。所有必须付出的努力都在这种喜悦中得到了回报。
在我看来，排练是戏剧中最重要的事情——伟大的Anatoly Efros导演把他的书命名为《排练——我的爱》不是没来由的。一方面，排戏是一项需要对你要处理的主题进行分析、解析和研究的工作。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一些来自游戏和自然的东西，那种和“工作”这个词不相称的东西。找到平衡非常重要。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但仍然不能说我已经把所有万能钥匙都装进口袋了。
演出总是需要一种直觉的摸索，这当然与身边的人有关。我认识这些人很长时间了，这一点对我有帮助。我们彼此信任。我们和Konstantin Raikin第一次合作是《理查三世》，这部戏需要剖开你的灵魂。我们俩排练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试图找到一些东，让它们成为Konstantin表演的基础。饰演市长的Timofey Tribuntsev第一次登上专业剧院的舞台也是演我的戏（《麦克白》），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合作（《李尔王》《海鸥》《奥赛罗》）。
我没有自己的剧场，我的工作就是在演出中创造一个小剧场，在这里大家可以相互理解、精神相通。
- 您是一个有清晰愿景的专制型导演，还是一个温和且善于倾听的导演？
B：我认为都不是，对我来说，创作一部戏是一趟旅程。我不是那种带着现成的想法去找艺术家的人。通常我会带着一种理解、一种感觉、一个声音、一个光，和演员们一起摊开一张非常复杂的地图，开始向我们预期的最终目的地前进。就像我们乘船航行，知道某处有陆地，但我们不知道它离我们有多远，也不知道最直的航线在哪边。我们可能会徘徊，会驶错的方向，会被风吹走。但正因如此，我们最终到达了我们想去的地方。
如果沿着一条清晰且预先标记过的道路，你就失去了发现的可能性。一路上，我们会发生变化，遇到障碍，进入未知地带，在那里，我们的人性以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开始了解作为个体的自己。无知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无知包含了发现和学习新知识的可能性。
- 您是否遇到过排演没能按原计划进行？或者是原计划根本行不通？
B：行不通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但话说回来，对我来说，失败似乎比成功更重要。当然，我想成功，永远想赢。但是那些以某种标准来看不成功的戏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非常喜欢它们。在那之后，我经历了个人和事业的重大变化。那些戏改变了我，就像任何真正的、本质的戏会改变一个人一样。
戏剧是一门非常危险的艺术。它会影响灵魂和头脑，并会严重影响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如此害怕戏剧。
- 在戏剧中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吗？
B：没有，戏剧中不应该有任何禁令。当然，戏剧不应该是愚蠢的。在我看来，当演员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角色比他本人更愚蠢时，这是糟糕表演的标志，是对戏剧性的亵渎。戏剧是一个绝对自由的领域。唯其如此。任何艺术都与自由感有关。限制只能来自内部，在我看来，每个真正的导演——我认识几个——都有这些自觉，所以他们不会屈从于低俗、无意义的嘲笑等等。
- 鉴于您所说的情况，今天的戏剧应该如何保持活力？
B：我给不出任何处方，尤其是现在，这不仅仅关乎戏剧的生存，而是更广义上的生存。关乎保护人性——人的个性。也许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爬出来，但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所有对戏剧的攻击都是可怕的，只会导致退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我一直说我不参与政治。现在我意识到我参与了，因为自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属于政治范畴。通过主张创作自由，我也主张人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因此，戏剧当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我认为形势正在向负面发展。据我所知，我的《鱼人》已经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剧目中被删除了，是文化部的要求——当然是指审查制度。至于其他戏，我还在设法以某种方式进行反抗。但我不得不把《逃亡》中用的乌克兰乐队Okean Elzy的一首歌删掉了，很明显，文化部的要求绝对是蛮不讲理的，因为这部戏首演于七年前，里面没有任何政治潜台词。那首歌也只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 您内心是否有一条线，过了这条线您就会说：“算了，伙计们，那就再见了”？
B：当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或者应当说，当某种会扭曲你人格的限制出现时，这条线就应该在显现了。现在我已经离它很近了，我正在考虑未来的各种选择，包括移民。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有非常明确的态度，并且通过我的戏进行了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它们演下去。在一般的哲学意义上，它们包含了重要的人文主义和反战的言论，所以我仍然在为它们而斗争。这些戏对演员来说也很重要，他们可以通过别人的文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你有几部戏（《逃亡》《夜半鼓声》《李尔王》）似乎预示了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感觉就像凭空取物。你是如何选择剧目的？
B：这就是导演的工作。它涉及直觉、分析和世界观，这些品质共同使导演构建出戏剧生活。现在有一种趋势，甚至不是趋势，而是正如人们所说的，已经成了惯例：主导剧院的是成功的演员——或者院长，也是成功的。这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导演当然是一种职业。院长和演员都不具备这方面的必要知识，无论是艺术的还是人文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也是一门科学。他们没有必要的工具，缺乏对艺术发展的战略性理解。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演好角色，他受的就是这方面的训练。没有冒犯之意，只是术业有专攻。因此，把剧院交给受欢迎的演员，剧院就变成了一个商业机构。这违背了剧院存在的意义。成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当然，它包括财务方面，但应该是次要的。当剧院的主导权不在导演手上，利润就成了最重要的。
- 你正在排的是当代剧目还是经典剧目？
B：一部俄罗斯经典，对了，它不会去任何地方，也不会消失。废除俄罗斯文化的喊声只是愚弄人心的废话。没有人在取消任何东西。到处都有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的声音。只有我们自己在取消，因为新一代伟大的名字正在被下架：剧作家Asya Voloshina、Durnenkov、Ivan Vyrypaev，导演Dmitry Krymov、Kirill Serebrennikov。
你可以对所有这些人创作探索有异议，可以不喜欢，但禁止和不允许是一种羞辱。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令人屈辱的时代。这令人难以接受。
密接五分钟就能上门隔离，打女的两天还在锁定。女的活得还不如新冠病毒。可能当时她高呼一声我是新冠阳性比任何方式都来的有用，男的被拉去隔离的时间比行拘都长。
从“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开始，到“上海从未封城”结束（也许？），这个荒诞的首尾呼应太工整了。重获自由总是值得庆祝的，但这本就如同活着就要呼吸一般天经地义。但希望大家能记得，记得我们为什么失望，记得我们为什么愤怒，记得那连自己的生命也被永远按下“暂停键”的人。
人类的价格标签（续）
“政治仇恨”
3月31日，一位72岁的退休老人在瓦西里岛小街的“十字路口”超市看到的是Sasha留下的反战价格标签，而不是原来的标签。调查显示，是她向执法部门报告了超市里正在散布“蓄意的谎言”。“我们的士兵是不许轰炸和平的民用物体的，如艺术学校……我为我们的士兵担心，对这种针对他们的诽谤感到愤怒。我的手甚至因愤慨而颤抖。”这位老妇人在她的声明中写道。
4月11日，Sasha在瓦西里岛一个熟人的公寓里被捕。她与Sonia居住的公寓被查封。警察带走了据称曾用来制作和打印价格标签的电脑和打印机。最初，对Sasha的刑事诉讼是根据《俄罗斯刑法》第207.3条第1款“公开传播关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故意虚假信息”提起的。但后来根据《刑法》第207.3条第2款重新定性，加重了Sasha的罪行，因为据称她的犯罪动机是“政治仇恨”。
Gerasimov评论说：“Sasha并不否认她更换了商店的价格标签。但法律说的是：‘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事先知道该信息是虚假的，而且他或她正在传播该信息。但Sasha声称，她认为这些信息是真实的，因为她从各种独立的消息来源读到的都是：这些是事实。另外，她从乌克兰的朋友那里也得到了信息，并相信这些是真的。”
4月13日， Gerasimov在法庭上要求释放Sasha：“这个女孩有严重的遗传病——乳糜泻（麸质不耐受），她需要特殊的饮食，这在看守所的条件下是很难提供的。而不遵守饮食规定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后果，包括癌症和死亡。”然而，瓦西里岛区法院的Elena Leonova法官拒绝了辩护方的要求，并将Sasha送进了牢房。
“一切都很好”
被拘留的头几天，Sasha不得不挨饿。4月11日，她的朋友给她带来了一些适合她的饮食和保暖衣服。然而，在4月13日的庭审中，Sasha说，包裹没有送到她手中，她在过去48小时内没有吃任何东西。
审判结束后，Sasha被转移到第5号看守所，她先是被关在一个有18张床的牢房里，后来又被关在一个有6张床的牢房里，但条件只会越来越差。5月5日，Sonia得知Sasha被狱友们欺负了。
Sonia说：“虽然看守所没有这样的规定，但Sasha只被允许在统一安排的早餐、午餐和晚餐时间吃东西和喝茶。有一天，Sasha在早餐时间去看病了，当她回到牢房时，资深狱友告诉她晚餐前不要吃东西。由于牢房空间有限，资深狱友强迫Sasha扔掉她收到的一些食物。
“Sasha不被允许自己打开冰箱，只能有限地接触到剩下的食物，因为它们都放在资深狱友的床下。”
起初，资深狱友对Sasha施加了心理压力，后来其他人也加入进来。Sasha经常被告知她身上有异味。狱友们强迫她每天洗所有的衣服，包括笨重的毛衣和保暖的长袍。资深狱友经常骚扰Sasha，告诉她打扫牢房时抹布必须折几层，扫帚必须从哪边儿拿，以及必须从哪边儿开始打扫。
她的朋友向第5号看守所的管理部门以及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的联邦监狱管理局投诉，但没有成功。他们设法联系了圣彼得堡监察员Svetlana Agapitova和人权理事会主席Valery Fadeyev。5月9日之后，Sasha被转移到一个双人牢房，室友很友好。无麸质饮食不仅提供给了Sasha，也提供给了另一名同样患有乳糜泻的囚犯——是Sasha为其争取到的。
姑娘的朋友说：“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报道，这样的反响，对Sasha这样巨大的支持。”许多人，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提供了帮助和援助。他们制作节目，抄写采访内容，撰写文章并翻译成英文，运营Telegram频道和网站，等等。有来自各个领域的有不同能力的人。”
5月11日，Sasha写了一封公开信，通过她的律师传递出来：“现在我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我已经离开了艰苦的牢房，现在处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自由和与我的亲人隔离。（一个正在接受调查甚至没有被定罪的人，是否应该因为某些原因而受到比这更大的惩罚？！）。我的拘留条件的改善要归功于你们所有人。而其他囚犯没有你们给我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支持，他们的监狱经历完全不同。如果我抱怨，我马上就会被转移到最好最舒适的牢房，而他们的抱怨只能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恶化，他们的权利被剥夺，因为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每次检查，他们都全身发抖，给出标准的回答：‘一切都很好，没有怨言。’”
双刃剑
“自4月13日开始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我们只是在写信，”Sonia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哭泣，“在心理上，这对Sasha来说非常困难。她经常觉得自己很压抑。她在信中说，她无法想象如果在那样的地方待上十年，她会剩下什么。她认为她会忘记自己是谁，她曾经做过什么。”
Sasha面临的最严重的惩罚是5到10年的监禁。一个较温和的选择是支付300万到500万卢布的罚款。
Gerasimov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俄罗斯，还没有法院根据《刑法》的这一条款定罪的案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在法庭上，我们将调查Sasha是否传播了‘蓄意的虚假’信息？
“我们会证明她没有‘政治仇恨’。对俄罗斯联邦有什么仇恨？！Sasha热爱她的国家，她出生在这里，她生活在这里。故意把指控拖到这项更严重的条款，是为了严肃惩罚这个人，鞭笞她，以儆效尤。”
“根据法律，Sasha可以被罚款。但我认为不会是这样，”Vesnin推测，“我真的希望已经引起的强烈反响会影响案件的结果。但公众的呼声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们需要向人们表明：不要抗议战争。”
“执法机构中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关注，”Belozerov认为，“我敢肯定，调查委员会做梦都想迅速把这个案子送交法庭，然后把这场噩梦忘掉。而联邦监狱管理局很可能梦想着尽快开庭，并对Sasha判处罚款或缓刑：上帝保佑她不会被送进监狱，联邦监狱管理局不会再次处理这一切！另一方面，这些是执法机构。而执法机构会如何示弱？他们会害怕Sasha Skochilenko和几个写荒唐上诉书的知识分子吗？不，他们不会。他们会把她关起来，给她施加压力。他们会给她最大的惩罚，仅此而已。这样的发展也是可能的。”
“调查人员建议起诉我，因为我传播了一些虚假信息，”Sasha在公开信中推断，“但如果没立案子，只是一位退休老人发现了这些信息，写了一份关于我的报告，而由于调查行动，全世界有10万人发现了这些信息！按照这个逻辑，调查我的人自己也应该以相同的条款被审判。”
P.S. Sasha的辩护人不打算对圣彼得堡市法院的驳回提出上诉，这已经没有意义了。瓦西里岛区法院必须在5月31日之前决定是延长对Sasha的拘留还是改变她的限制措施。艺术家的律师现在正在为这次听证会做准备。
人类的价格标签
圣彼得堡市法院在审议了一项上诉后，决定将31岁的设计师、音乐家和摄影师Alexandra Skochilenko继续关押在看守所。她在一个多月前被捕，原因是用描述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领土上行动的短语替换了超市的价格标签。根据俄罗斯刑法的一项新条款，她将因俄罗斯当局所谓的“伪造”行为而面临5到10年的监禁。
中彩票的概率
Sasha于4月11日被拘留。4月13日，区法院下令将她关押在看守所，直到5月31日。被告及其辩护人于5月17日就这一限制措施向市法院提出上诉。审查上诉的Vladimir Vasyukov法官几乎立即宣布听证会结束。在宣布判决之前，听众和媒体都不允许进入法庭。Sasha也没有被带到听证会现场，她得到的承诺是通过视频会议确保她的出席。但是，正如法庭工作人员所解释的那样，网络运行得很差，Skochilenko既看不到也听不到那些前来支持她的人，而他们至少有100人——既有Sasha的朋友和熟人，也有只是出于同情的圣彼得堡市民。要想让被告看到他们的脸，只需在法庭上转动一台摄像机就足够了。观众三次要求这样做，但都被拒绝了。Sasha也收到了Vasyukov拒绝改变限制措施的通知。
把反战传单设计成超市价格标签的样子用来替换后者的想法不是Sasha的发明。这个反战活动是由“女权主义反战抵抗”组织的成员构思的。3月，他们在Telegram频道上发布了一份可供打印的设计版式，以及一些安全提示：不要待在超市的摄像头下，只用现金支付，迅速离开。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安全措施并不能拯救抗议者。
Sasha是圣彼得堡第一个因和平主义行为被逮捕的人。截至目前，俄罗斯共有7人因更换价格标签而被捕。
Sasha是7人中仅有的两名俄罗斯公民之一，他们不是因为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而面临行政诉讼，而是因为“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而面临刑事诉讼。
“Sasha直接被指控犯有刑事罪，因为她留在超市价格标签上的不是反对战争的口号或呼吁，而是字面上的信息：‘俄罗斯军队轰炸了马里乌波尔的艺术学校。大约有400人在里面躲避炮火。’换句话说，是关于据称是俄罗斯军队行为的声明。”Sasha的律师Dmitry Gerasimov解释说。
Sasha和她的朋友们都感到惊讶的是，她被调查不是因为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她反战的“和平音乐会”——任何愿意演奏或听音乐的人都可以参加的创意聚会——而是因为一个在Sasha看来最小的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Sasha Skochilenko是谁？俄罗斯当局认为她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威胁到一个庞大国家的整个军队？
那个好姑娘
设计师、音乐家、摄影师，但不仅如此。
“在我短暂的人生中，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工作过，”2020年，Sasha在社交媒体上写道，“17岁时，我进入一所戏剧学院导演专业，因为我喜欢演奏音乐、绘画和表演（我以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了导演的职业），但我最终在第五年时离开，为的是在其他地方继续免费学习。我参加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考试，进入文理学院，学习人类学。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甚至想过要从事学术工作，但后来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多年来，我一直担任摄影师和剪辑师。我没有什么特定的职业，我是设计师、漫画家、演员和其他许多身份。我不希望有任何特定的职业。事实上，我也没有。”
Sasha并不讳言她“出生在一个最贫穷的家庭”，住在圣彼得堡瓦西里岛的一所公共公寓里，曾经做过保姆和快递员。她学会了如何进行家庭维修，贴石膏板天花板，给墙壁打底和刷漆，铺设电线和其他许多活计。
Sasha很早就开始遭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几年前，她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她于4月在法庭上声明了这一点。
2014年，Sasha在一本名为《抑郁之书》的书中描绘了她自己的经历，在这本漫画中，一个叫Sasha的女孩分享了她应对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故事。这本书在网上发表和印刷出版后，艺术家收到了许多来自读者的感谢与反馈。《抑郁之书》被翻译成乌克兰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作者收到了参加主题艺术节、圆桌会议、演讲和研讨会的邀请。据Sasha的熟人说，她在2014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一次真正的突破，当时精神疾病还很少在网上被公开谈论。
“那时候讨论精神疾病比现在更加耻辱。这种污名已经变小了，部分要归功于Sasha的努力、她关于抑郁症的书，以及她与人们的坦诚对话。”姑娘的密友、编辑、摄影师和非政府组织“圣彼得堡观察员”前协调员Alexey Belozerov说。
接下来的几年里，Sasha还出版了其他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书，如《什么是狂躁症》《我从未被爱过》，在读者中同样获得了好评。
和普通人一样
“我能想象到有一天我会偷偷把一个包裹从看守所的窗户塞进去吗？”Belozerov反思道，“现在我甚至感到尴尬，因为我以前从未为任何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看到Sasha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支持。只是，如果你与Sasha接触，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你自己不会主动发现的地方和情况。2011年的时候也是这样。Sasha正在拍摄“圣彼得堡观察员”创始人Alexandra Krylenkova的讲座。她给我看了录像，2012年3月4日，她和我已经是选举观察员。3月5日，圣伊萨克广场上开始了抗议活动，同一天，网络报纸《报纸》宣布开张。Sasha和我为《报纸》做了一些关于这些抗议活动的首批报道。我们把它们拍成视频，然后Sasha把它们编辑成故事。不是新闻报道，而是艺术报道，这是她的想法。2012年5月，我们在莫斯科的博洛特纳亚广场做了同样的报道。”
“然而，你不能说Sasha去参加那些抗议活动只是为了工作，而她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不同的，或者她不在乎，”Belozerov指出，“我们没有收任何钱。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
“Sasha根本不是政治活动家。”她的老朋友、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因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于2022年3月1日被禁）记者Arseny Vesnin说。
“她很烦躁，不喜欢所有普通人都不喜欢的东西。作为一个敏感而有爱心的人，她对事物有强烈的感受，并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Sasha擅长制作视频，所以她经常去抗议活动现场拍摄。她的主要任务是那种有建设性的。她的报道被很多人看在眼里。但她不是每次抗议和集会都参加。当她认为有必要时，她就去了。这并不是Sasha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对她来说，主要的事情始终是音乐、绘画和电影。”
Belozerov继续说：“Sasha是一个有创造力、聪明、令人难忘、复杂和有趣的人。你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当你和她说话时，你从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能听出来。你不断在她身上发现新的东西，让你感到惊讶。我从2005年就认识Sasha了——我们是同学——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仍然给我这种感觉。虽然我经历了很多，但Sasha从未停止让我感到惊奇。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变了：世界、国家、我们。而Sasha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在她的艺术中。对她来说，创作是一种改变现实的行为。让她自己和她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你能用一首歌做到这一点，很好；如果你能用一幅画做到这一点，很好；如果你能用反战传单取代商店的价格标签做到这一点，也很好。”
救救他们
“2月24日上午，当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开始‘特别行动’时，我们与Sasha通了电话，意识到我们想去圣彼得堡市中心参加反战集会，因为根本不可能不这样做！”Sasha的女友Sonia Subbotina回忆说，“这对Sasha来说尤其痛苦，因为她在乌克兰有很多好朋友。2019—2020年的冬天，Sasha应以前的同学、来自乌克兰的制片人Svetlana Pogasiy的邀请，前往喀尔巴阡山脉的一所儿童电影学校给孩子们上课。现在他们正在地下躲避轰炸，并告知了她。”
“我在乌克兰的一个冬季儿童营教过孩子们制作视频，我记得每个人的脸。他们和我在俄罗斯看到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我很害怕，很受伤，我害怕炸弹今天会落在他们身上。”Sasha于2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据Sasha的朋友说，她在乌克兰的朋友从防空洞里给她打电话，问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你怎么能让这一切发生？做点儿什么，帮助我们，他们在轰炸我们。”
没有人知道Sasha到底参加了多少次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反战抗议活动。3月3日，Sasha在那里被捕。她在“猴舍”（看守所）被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带上法庭，被判有罪并被罚款1万卢布。
这一次，艺术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俄罗斯非常可怕。最糟糕的甚至不是你保证会因为公开反对一场你不支持的战争而被送上警车。也不是他们在我们的警察局折磨被拘留者。也不是如果你把一场战争称为战争，你现在可能会收到一份犯罪记录……
“最糟糕的是，我们的一些同胞真的不理解人类生命的价值，他们支持暴力，并在其中找到价值。”
5月17日，一男一女——法律专业新生——来到市法院，从远处看着那群支持Sasha的人。他们向《新报·欧洲版》记者解释：“不是所有人都是来为Skochilenko站台的。她的行为是一种犯罪。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过程感到好奇。”
无声的抗议
“3月中旬，一场名为‘无声的抗议’的运动开始在俄罗斯蔓延，”Sonia继续说，“人们发明了价格标签的替代品和其他许多东西：穿着黑衣的女性手持鲜花，在墙上涂鸦，在城市里到处张贴传单。这似乎比出去参加街头行动更安全。我想Sasha也选择了这种抗议形式。”
被捕前不久，Sasha画了一系列反战明信片（“爱比战争和死亡更强大”“振作起来，我们会重新生活在和平时期”“人的生命没有价格”等等）。她没有时间把它们打印出来，放在某个地方，比如商店的货架上。据她的朋友说，她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经常光顾这些商店的人得不到任何关于“特别行动”的真实信息，而只是接收他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东西。
Sasha没有和朋友或熟人讨论她更换价格标签的行为。他们认为她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
“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Belozerov深信不疑，“我可以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Sasha在网上看到这些价格标签，认定：‘哇，太酷了！’她用家里的打印机把它们打印出来。用剪刀把它们剪下来。把这包东西放在她的口袋里，然后把它忘了。进进出出。有一天，她在去附近商店的路上停下来，想买一块巧克力。她把手伸进口袋，发现了价格标签。她在货架上留下几个，买了一块巧克力就走了。她并没有把它当作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这只是她对现实的又一次创造性转变。为什么不呢？”
“我在工作、排练和音乐演奏之间匆忙地把那四个可怜的价格标签留在了商店里。”Sasha于4月写道，而她已经在看守所了。
（未完待续）
Mikhail Durnenkov：积怨是理解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机翻）
https://www.hs.fi/kulttuuri/art-2000008792894.html
我是一名俄罗斯剧作家，我的妻子是一名戏剧艺术家。我们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和一条有趣的腊肠犬，名叫库布里克。
战前，我们在俄罗斯是有名的艺术家。我的剧本在剧院上演，我的妻子成功地演出了歌剧。我们获得了著名的戏剧奖项。我们在国外工作也很多，包括在芬兰。
2009 年，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环波罗的海戏剧节。一群来自芬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剧作家写了一部关于苏芬战争的剧本，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对苏芬战争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我们在俄罗斯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有多么少。我为我们俄罗斯人不为任何事情感到羞耻而羞耻。
在一场新的战争前夕，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不久，我听了俄罗斯的新闻。他们说北约离俄罗斯边界太近了，如果北约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导弹，它们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飞行时间就会缩短，这是俄罗斯不会接受的。我无法避免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过去来敲现在的门了。
战争爆发后不久，普京就谴责了那些“身体在俄罗斯，精神在西方”的叛徒。在那之前，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侵略战争中的法西斯德国公民——而现在，我开始觉得自己是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对我的家人来说，这太过分了。我们带着我们的狗，驱车前往芬兰。
普京的俄罗斯从来都不相信艺术的力量，也从来没有给过它多少支持。它主要支持“可出口”的艺术家：年复一年，鱼子酱、芭蕾舞、爱国主义电影、太空和总统最喜欢的指挥瓦列里·捷杰耶夫在文化部的资助名单上名列前茅。其他的人不得不处在受冷落的地位和预算的限制下，或者自生自灭。
在穿越芬兰边境前不久，我和妻子紧张地清理了我们的手机。我们听说，在边境，联邦安全局将检查设备和通信应用程序的内容，不允许设备上有被禁止内容的人越过边境。由于不知道什么会被视为违禁，我们疯狂地删除了反战集会的照片和与外国同行的对话。
我还要求我儿子从他的Instagram账户中删除了一张带有“F...CK THE WAR”反战标签的照片。也许过去应该出于教育原因这样做，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以自我审查的名义做了。
然而，过境很顺利，没有人对我们的手机感兴趣。当我们从俄罗斯边境检查站继续前行时，我全身的肌肉仿佛都在几天的高度紧张之后放松了。
两年前，我们与赫尔辛基的埃斯波城市剧院和克洛克里克剧院开始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戏剧项目。我们思考进步的挑战，关注环境状况，希望解决性别问题。
有时我觉得我们按下了一个按钮，让未来回到了现在。
一场新冠大流行开始了。然后是战争。
战争开始后的几天里，我无法相信它真的发生了。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怎么会想到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呢？那些支持战争的俄罗斯人都是谁？为什么我不认识他们？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我和我的妻子——像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一样——把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从我们的社交网络中删除了。我们反对吞并，不想与那些欢呼着“克里米亚是我们的！”的人交往。
我很快发现，我提出的每一个关于“为什么从邻国掠夺领土是不可接受的”的论点，后面都有相反的论点。有人告诉我讲俄语的人在乌克兰如何受到压迫，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如何属于俄罗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甚至引用了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
阻止对话者比继续一场无休止的争论更容易，后者只会导致双方变得更加烦躁和恶毒。
在那次“清理好友名单”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圈子。我的圈子主要由自由主义者和艺术界人士组成。
在我的圈子里，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积极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自由主义者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动。他们已经与自己的良心达成了和解。例如，他们以这种方式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至少我可以搞艺术”“我的工作在默默地帮助改善社会”“我的使命是成为文化界的辛德勒”“我想通过艺术告诉人们真相”。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些论点。 布恰和马里乌波尔的照片让我对小行动的力量失去了信心。
能够出国的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抚自己的良心。然而，许多艺术家未能或不愿离开。他们的处境更糟。
根据俄罗斯的新法律，任何反战言论都可能导致刑事制裁。这也适用于艺术形式的关于社会的陈述。镇压机制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
在战争初期，一家剧院的经理联系了我，他们剧院正在演出我的剧本。他询问，近期绝对没有签署任何反战请愿书。我读懂了字里行间的信息，回答说：“如果您害怕，请把我的戏从剧目中删除。”
没有人再问了。“政治可疑”的戏就这样从剧目中消失了。
许多俄罗斯剧院的外墙都装饰了字母Z。截至撰写本文时，在总共600多家剧院中，有19家剧院“没有随大流”。让我们看看当上面的命令下来时，有多少剧院最终会挂上字母Z下。而这样的命令将会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切的背后，是各大剧院的艺术总监们雄辩的沉默。对他们来说，反对战争意味着直接解雇创作成员和解散集体，就像过去在白俄罗斯一样。
其他圈子中也是一片寂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合同。
商人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与当权者的无言协议说：“您可以在我的场所进行交易，但只能按照我的条件进行。”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因为制裁而失去他们尚未失去的一切。
许多政府官员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保持沉默，因为多年来，他们是唯一在普京的俄罗斯保持地位稳定的人。他们习惯于依靠俄罗斯石油资金提供的安全保障。
我曾经惊讶地看到一群热切的应征者在莫斯科的一个武装部队办公室前排队等候。在我自己的青年时代，没有人热衷于参军。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只有服完兵役的人才能应征上政府职位。
“积怨”是理解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炫耀的欲望和为过去有辱人格的待遇追债的需要。与苏联解体有关的积怨是所谓普京式爱国主义的基础。
最大和最难以穿透的社会泡沫由被动的大多数组成。国家最害怕的正是这个群体的反应。它认为，如果这些人开始行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这首先包括不使用互联网但将电视视为唯一信息来源的苏联出生的人。与他们的社交对话最后总是说：“你不想回到疯狂的90年代吗？”
这个群体首先包括在苏联长大的人，他们不使用互联网，但把电视作为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与他们进行的社交对话总是以一句话结束：“您不想回到疯狂的90年代？”
国家正在尽其所能确保绝这一大批人不会感到其在默许协议下的安全受到制裁的动摇。当权者决定尽可能不让他们看到经济的衰退。
同时，国家还利用宣传将他们变成爱国者。如果国家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俄罗斯将走上朝鲜的道路。
我从来没有像这些天这样感觉到俄罗斯。今天我儿子开始上芬兰语学校。我昨天去见了老师。老师说我儿子是班上唯一的俄罗斯人，同班有十多个乌克兰学生。然后发生了一件事，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剧作家身上：晚上我梦到了整个故事——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它在课堂上是如何继续的，以及它最终在哪里结束。我从头到尾看到了这一切。
早上送儿子上学时，我没有给他做什么准备。我对他说：“微笑，善良，记住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反对战争。”
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书中，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会与“苏联解体”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这一解体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至今仍未结束。
我希望在未来，国籍的概念将不被承认。当然，国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是它在苏芬战争中给了芬兰人力量，也是它给了今天的乌克兰人结成统一战线并反击侵略者的力量。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不是俄罗斯发动了这场战争，我们不会想那么多我们来自哪里，而是会记住我们都只是人类。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收到了儿子从学校发来的信息，他在照片里笑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交上了朋友，“一切都很棒”。
未来是有希望的。
皇村守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