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医生27号就告诉了我父母,但他们一直不能接受,认为是误诊,还一直瞒着我,而且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最终医生决定直接跟我沟通。】

很不喜欢中国文化里得大病了不告知本人、而是让身边其他人先知道的通行做法,不管这个其他人是成年人的父母家屬還是老年人的子女,都有可能誤事且把醫生與患者之間的醫療關係變得更複雜。

這個做法與社會大環境里政府跟老百姓之間的父權關係是類似的邏輯。得病的成年人馬上就會被目為脆弱得不堪一擊的孩子一般,社會潛意識會認為他們無法為自己的健康甚至自己的生活做理性的决定。然而真正非理性的其实是这种剥夺病人第一知情权以及不信任其理性选择能力的做法。

mp.weixin.qq.com/s?__biz=Mzk0O

2022/5/8:
(由象友发文⬇️想到的):以消杀病毒为名,破坏人民财产、践踏人权不遗余力。这不是为了消灭病毒而进行的理性行为,而是某些基层工作者的破坏欲大爆发,与红卫兵抄家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二者都是在统治者及大环境的不受约束的、扩张的死本能驱使下,普通人身上被激活的权力欲和毁灭欲。在中国从国家到基层,从统治阶级到多数底层百姓,似乎都固着在了危险且极不成熟的心智发展阶段。可悲亦令人伤心。

bgme.me/@serenityshih/10826637

4/12/2022:

(这条本来是转发某豆瓣广播时说的,但原文早已被删,我也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应该也是讲防疫乱象带来的灾害。)

死本能里面自然包括破坏性和毁灭性的驱力。若把一个国家当作“人化”的主体来分析的话,在中国有的事情看上去是“求生”——比如各种突破人性、人伦底线的所谓“防疫措施”——本质上却可能是趋向破坏与死灭的。这是很典型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一种矛盾/张力。只是当个体的权利被无限地让渡给国家机器后(尤其这个国家机器及其掌舵者已经处于一种相当原始且扩张性强大的变态心理状态),最受苦、承受最大代价的永远是普通人。

4/9/2022: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有自上而下的偏执狂机制的地方,除了加入这场有关于两极对立、有关“我”和“他者”、有关极端对立的“好”与“坏”的盛大狂欢,普通人大约很难有其他选择。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隔离心灵深处所隐约感觉到的不自由和不被关爱的痛苦。况且偏执病理是一种闭合的(理解世界的思维及感知)系统,要凭自身力量超脱出去谈何容易。于是集体性的偏执像一场雪崩般裹挟了几乎所有人,它感染力极强,破坏性也极大。不正常的逻辑会在这个闭合的系统里被目为唯一且正常的准则,乃至提高到金科玉律般的高度;久而久之,人们忘了什么才应该是常态。在这个意义上,强制隔离被这个偏执的精神病主体所怀疑为带病毒的个人,与“揪出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是同一套话语逻辑,亦都是对“纯洁性”的极端偏执心态。

在中国,国家机器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典型的施受虐关系。

2021/9/28:

一直保留着收看国内新闻节目的习惯,作为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可是越来越受不了其中的口吻,最近才减少了观看频率。因为主流和官方的口吻就是偏执的:别人永远错,我永远对。这不仅仅是不反思、不承认犯错也不为自己犯的错负责,最坏的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鼓励”偏执“心理机制的氛围,并会反映在个体的病理上。一个人(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改变的契机和起始点,就是为自己的生活和状态负起责任。这个世界上没有magic pill或quick fix,一切可以持续的良性变化都需要在对自己负责任的前提下付出艰苦的努力。

很可惜,集体的力量太大,它鼓励把责任向外投射。归因于他人和外物多舒服,对不对?弗洛伊德生活在癔病的年代,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之时是精神分裂的年代,而我们的时代则是充满了付诸行动能量的偏执症状。

2021/7/24:

对零新增确诊的执着追求与中共对“纯洁性”的极端强调是一脉相承的偏执症状。不然历史上哪儿来的那么多“清洗”和“整风”,不然现在又何必用不同颜色的条码来区分民众,实质上都是指定“他者”并将其排挤出“我们”的范畴。加入群体性的偏执是最容易的也是能确保个人安全的,只不过,谁能永远使自己稳稳站在绿色的范围内?

2021/5/27:

几年的捶打和思考之后,我现在几乎在任何有关人的现象中都会发现“偏执”性的病理。刚看一下中天新闻,说台湾的主流声音是由于辉瑞疫苗会经过大陆经销商而如何不可信;还有昨天的纽约时报头版要闻(当时在豆瓣自我审查,这里没写出是啥事,我现在都忘了);还有我在二十世纪中叶至今的中国历史中所不断看到的自上而下的某种群体性趋势。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偏执、多疑的年代。

其实有时我挺羡慕这些人的,因为向外投射比向内攻击自己的心灵和身体要轻松许多,至少可以短暂地防御掉抑郁跟自恨的感觉。个人以为,躯体化和偏执这两种症状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发生得特别普遍但方向相反的、原始化程度也深浅有别的两个机制;传统文化遗留的内容/影响里,躯体化会是主要表达形式,而当代中国文化则是偏执占绝对主流。等我在个体的角度把这个世纪难题攻克下来了,也一定会在群体性上有更丰富的感受,到时要争取写书谈出我所有的观察与思考。

2020/11/6:

国内的审查制与美国当前的prolonged melodramatic reality show般的大选,令我发现一个共同点,不由得想:偏执可能是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共同命运。

2020/4/27:

两周前重看《窃听风暴》之后,这些天想到的。国家层面的精神病,表现之一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对“确定性的绝对存在性”的信念。其症状是自上而下的偏执和施虐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征则是各种监控、审查和举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大多别无选择,只好对这个制度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盼望着一种仁慈的独裁统治以及一个全能的拯救者。这是存在于一种“原始心灵状态”当中的专制主义。以人的心灵发育来比拟的话,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是心理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而专制主义对模糊性的不接受,说明这种制度永远在一个幼稚的阶段止步不前了。

它并且还幼稚地强迫人们接受它的“疯言狂语”。因此它并没发展出健康的客体关系(它的眼中有客体吗?),它的施虐倾向是为了消灭不认同它的声音,把对方全部变成它的一部分。

专制主义的所有欲望都汇成同一个目的:吞噬一切并把一切都融合进它自身。

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孩子,它只有“本我”。它的“超我”没建立起来,“自我”的功能也可疑地消失了。

2020/1/28: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像是进入了一种原始的心理状态。

官僚制的独断运行方式与需要公开、透明机制的公民生活之间的巨大割裂,这些年来不但没有弥合,反而愈发扩大,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得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且病得很重。它现在不但有幻听、幻视症状,还谵言妄语、充满被迫害妄想,并且不断地自残和伤人。它病了。

2020/1/24:

此年此月此日此时,我所体会到的是一种巨大的空洞、割裂和幻灭。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亦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到它:曾经以为会越来越好,但这个未来永远只是想象中的未来,直到终于发现,它真的不会来了。理想之破灭,心灵的创伤,几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从整体经验上看,幻灭很可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逃脱不了的一种感受,因为当我们在试图逃避时,其实已然承认了幻灭感。割裂、绝望和幻灭,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状态的关键词,它内在且深层于一切表层的抑郁跟焦虑。

2020/1/17 之二:

好的集体主义有没有可能存在?我认为或许是有的,但应是在个体的“个人化”过程充分地被实现、表达和理解之后。假如跳过这一步而直接要求实施集体主义,则会像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当中,在来访者未充分体验创伤、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时就强求他们“接受已经发生的”,是未等到时机成熟便提供了具有侵略性的干预,而且也是把“阐释”强加给来访者。再回到集体主义,我认为先有自由,才会有对规则的自发遵守。

2020/1/17 之一:

的释梦课,有位伊朗裔美国同学哭着谈起了乌克兰客机事件以及美伊冲突,说觉得生活在“一场幻梦中”,说“也许世界本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了我自己的百姓身上”。在写给老师(也是伊朗人)的课堂报告中我写道:我对这种“割裂”感太熟悉了;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但或许亦是一个精神分析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时代。因为对于生活在割裂感和幻灭感之中的人们,实在有太多的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值得去探索、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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