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个菜谱也遇到这种死了人的页面,难道要一直黑满头七?!乌鲁木齐火灾的时候咋不这么纪念?!他们就轻于鸿毛、过去几年间因政策失误而惨死的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就不值得被记住?说脑子有病都是轻的,简直是一个丧尸社会!

疫情以来我在美国只做过一次核酸,是今年春节期间需要动手术,医院要求的术前检查。与此同时已经打了好几针Moderna,今天刚打的二价疫苗是我的第五剂。中国的“应检尽检”当然不是为了防病毒,而是要把老百姓当作病毒来防,要把群众牢牢控制在划定的居民楼、管控区内。在此过程中人们假如不加入这场盛大的偏执狂和癔症式的集体狂欢,就会活得极其痛苦;加入了,焦虑也只能有片刻的缓解,因为你随时有可能从狂欢的参与者、观看者变成被这场狂欢所绞杀的对象。家中老人每每还在感叹:两天一核酸,挺好,心里觉得安全!好友也反复跟我说(其实也是反复给她自己做心理建设):不看微博的消息了,刷出来全是负面的,看了对自己心情不好;就装着啥也不知道最好。这是尚在“安全区”的人们,可是其他人呢?那些西安的、上海的、吉林的、云贵的、四川的、新疆的……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啊!!

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不过是又一桩无头公案。赔偿储户和彻查利益链都是不可能的。至于为银行信用背书的政府公信力,从来就没存在过。

知乎原帖见:zhihu.com/question/539167819/a

Kindle产品和书店退出中国这件事,虽然成因复杂,未必与审查制有太直接的关系,但仍然让我体会到一种熟悉的痛苦:美好的事物在中国渐渐消失,或被劣币驱逐,或粗暴地被践踏。

上述感觉不仅来自优质中英文电子书对墙内读者将变得更难获取的问题。它也源自于我那越来越没有特色、越来越冷冰冰的故乡的街道,已从街头巷口消失的”低端人口“以及他们曾为我提空的廉价却可口的早餐(还有这些早餐所给人提供的生活气息、活着的感觉),那些消失在简体网络里的中文语汇和取代它们的字母、拼音及谐音字,等等。种种现象有时会让我忍不住想:这个政权看起来非常害怕美好、生动的事物。

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中文Kindle书店的忠实用户,一直花钱买书支持它。朋友多次给我推荐过微信读书,可是我总受不了它那没有美感的页面以及拥挤在首页上的乱七八糟的推荐书目。但现在连具有页面简洁(布局基本与美国亚马逊相同)、图书上新快、Unlimited服务好等优点的Kindle书店也要离开了。真的很难过,虽然我并不在墙内,但这些年都是靠Kindle书店才能保持着对简体中文出版物的同步阅读。

Kindle书店的离开大约是自主选择而非被驱逐,但我还是联想了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在中国,难道真的没什么空间了?我希望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麦克老师一家的方舱生活视频。记录得很详细,而且如他所讲,孩子的笑容是他和妻子还能保持情绪稳定的重要原因。看到小麦因之前被捅得太深而每次采核酸都吓得大哭,真是难以想象这些非理性的措施会给受到波及的下一代带来怎样的心理创伤。麦克老师一家幸运的地方是没有被迫分离,而他们境遇的无厘头之处则是在方舱内部也不得不随时搬迁。当看到片尾过生日的乌克兰女士把麦克送给她的一块小小的海绵蛋糕切成小块分给大家时,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还好,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温暖,在抵抗着来自世界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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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管上的美国人麦克老师全家在上海感染新冠,被转运至方舱隔离,房子也被入户消杀。我觉得他的视频比阿福拍的要真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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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国后才逐渐发现最歧视中国人的其实是中国人。没有户口制,以及当时在第一个落脚城市看到的大量便于残疾人出行的城建设施都对二十出头的我有很大冲击。后来2012年我假期回国,想带我妈去韩国旅游一趟。通过旅行社办自由行签证的时候,办事人员说,由于你的身份证号码显示你不是“城八区”的人口,所以必须提交多少多少钱的存款证明以及房产证明。其实自由行我和我妈两个人的费用总共才三千多块,干吗要上交这么多财力证明?我相信这不是大使馆的要求,而是旅行社自己发明出来为难郊区老百姓的“规定”。而且在国内办理财产证明是会在几个月的期限内冻结这部分钱的,会对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我于是据理力争说:“我们早就住在城里了,只不过小时候办身份证的时候还住在郊区,身份证上不是有城里地址吗?”这话也没用。后来我急了,拿出等绿卡期间收到的EAD卡,告诉旅行社办事人员:“我已经定居美国了正在办绿卡,你看看这个证件。” 这才把对方给唬住了,最后什么财力证明也没管我们要,很快就办好签证了。

中国人为难中国人,非要在同胞面前耀武扬威一下分到自己这里的一点小小权力,这是何苦呢?!更令人悲哀的是在国内,就连身份证上标识你来自于何地何区的区区几个数字,都能成为被人歧视的理由。而由美国移民局签发的小小一张EAD卡,竟然在当时成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歧视的原因。

父母在北京居住的小区被划为“提级管控”范围内了,从之前的“三天核酸,休息一天,再三天核酸”变成了每日核酸且小区大门被封。目前小区内尚无阳性病例,但万一有了怎么办呢?是会全体转运隔离还是也会入户消杀?我劝二老要“横一点”,万一有人来转运他们或者来入户消毒,一定说清楚对方行为是违法违规的,别给开门。但是一身基础病的我爸的回应是“相信政府”,倒是我妈说“你放心,我们不给开门”。

尽管我妈这么说,我还是很担心。父母已经做了一辈子谨小慎微的顺民,万事都不敢出头。2008年他们到纽约看我,当时有天晚上我们被同楼道开派对的邻居吵闹得睡不了觉,我要去跟加勒比邻居理论,被我父母一脸苦相地拦下。既然不能找邻居,我又要打电话找警察解决,却又被父母苦苦哀求,说怕我“在异国他乡惹事生非”。我说的一点也没夸张。

读何伟讲在川大教学期间被举报事件的文章,这段话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
“在四川大学,所有本科生必须上半打的政治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但从那时起,共产党的历史又增加了二十年,现在的课程名称似乎越来越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如果你觉得这些标题很笨重,那么当你打开课本时,情况就更糟糕了。”

1999年秋天进大学报到的当天上午,就感觉兜头被浇了一盆冰水。我问带我去宿舍的本系刚刚保研的学生:大一都学什么课呀?对方首先说了一串政治课(军事理论、毛泽东思想概论什么的)和理科基础课(高等代数、高等物理、大学生物、计算机),最后才说:普通心理学。所以整个大一,我就只有这一门普通心理学是专业课,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应付复读机一样无聊的政治课和我并不擅长的数理课程上。后面的情形也没有更好,因为政治课是贯穿大学四年的,而不知是否由于国内心理学科当时的落后性,我是到了大三大四才有机会上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这类我感兴趣的课的,最多的精力仍然不得不被用来应付政治课和统计、计算机编程课。

那时我还不懂得体会愤怒,只是感觉到无尽的痛苦。高中分科的时候,之所以会选理科,就是因为我厌恶政治课,不想背诵那些官话、假话,不想被虚头巴脑的官样文章占据我的头脑。高一最后一次政治课考试之后,我还把书都撕了泄愤。可一进大学我就发现自己简直太天真了:在共产党治下,只要你是学生你就得上政治课,不管你是小学生还是博士生。于是从18岁到22岁,精力最充沛、最渴望接收新知识的时段里,我的生活被痛苦统治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心理系早已变成了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和教学取向更加偏向大脑而不是心理了。而国内大学的政治课,假如何伟所述为真,则会从大学生那里夺走更多的时间、灌输进更加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吧?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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