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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五

对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机组事故原因的调查，在4月26日凌晨便已分兵两路展开。第一个方向是犯罪调查，随着这一天慢慢过去，这场灾难的影响慢慢变得明显起来，它的幅度迅速扩大，重要性也不断提升。到午饭时，扬科夫斯基和几名同事分头前往普里皮亚季城和核电厂，对医院中的操作人员进行讯问，并查封核电站控制室中的文件。这已经不再是一次地区性的调查，而上升到了乌克兰共和国的级别。然后，就在天快黑之前，苏联的副总检察长带着新的指示，从莫斯科赶来。他下令在苏联检察长办公室第二分部内部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该分部是专门针对苏联封闭性军事和核设施中发生的犯罪而设的。整个调查自此被划定为最高机密。

就在同一个晚上，普里皮亚季的政府委员会也启动了一场技术和科学调查行动，委托瓦列里·列加索夫院士具体实施，但由最初设计了该反应堆、大权在握的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梅什科夫负责监管。梅什科夫迅速得出结论，事故原因一定是操作人员的失误：水泵超过了负载，备用的冷却系统被切断，反应堆在缺乏冷却剂的情况下运行，于是导致了某种爆炸。这是那种令人担忧却可以预见的最大设计基准事故，每个操作人员都被培训过，本应该知道如何防范。

但第二天早上，两位库尔恰托夫研究所RBMK反应堆专家，从莫斯科飞到了基辅，开始对反应堆数据进行法医分析。在从朱利阿内机场（Zhuliany Airport）赶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两位科学家被来自对面方向的巴士长龙阻住了，直到当晚才抵达目的地。第二天，他们去到核电站地下的掩体，收集四号机组的工作日志、反应堆诊断登记系统的计算机打印输出，以及录下了爆炸发生几分钟前操作人员对话的录音带。当他们检查这些数据时，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导致事故的事件：反应堆在低功率下运行，几乎从堆芯抽出了所有控制棒，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和一声“快按按钮”的高呼，以及AZ-5紧急系统的启动。最后，他们看到，描笔式示波器绘出的显示反应堆功率的曲线开始急剧升高，直至突然变成一条向上的直线，一直冲破页面顶端。

对于两位专家中毕生致力于RBMK项目的亚历山大·卡卢金来说，所有一切看起来都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两年前，他在负责反应堆设计的苏联能源技术科学研究与设计院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下降的控制棒可能会取代堆芯底部的水，导致反应性骤然提升。那时候，该研究所的科学家都认为，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犯不着为之担心。如今，当卡卢金绝望地凝视着四号反应堆计算机打印输出上那个令人恐惧的几何图形时，看上去，那全部都是可能的。

但在细致分析这些数据之前，卡卢金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理论而已。与此同时，专家们把初步分析的结果打电话汇报给了列加索夫。4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一封电报打到了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事故原因，难以控制的反应堆功率浪涌。（CAUSE OF ACCIDENT UNRULY AND UNCONTROLLABLE POWER SURGE IN THE REACTOR.）
然而，关于到底是什么触发了功率浪涌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寻找理想替罪羊的行动却马上开始了。

……

调查继续进行，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这起事故是由操作人员引发的，一连串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不幸凑在了一起的事件所导致的。“原因显然出在主观领域，是人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成员、未来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一位西德电视台的通讯员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

“这起事故是由一系列极其不可能发生的技术因素凑在一起而导致的，”苏联国家原子能利用委员会主席安德拉尼克·彼得罗相茨在发表于《洛杉矶时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倾向于认为，操作人员犯下的错误令形势复杂化了”。彼得罗相茨承诺说，一旦调查完成，关于这起灾难起因的完整报告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总部的国际会议上公布。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四

1986年5月14日，星期三，距离四号机组内部发生爆炸已经过去两个半星期，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终于出现在电视上，首次面向公众谈起这起事故。在被CNN现场转播的这期《时代》节目中，面对该节目横跨13个时区的2亿观众，他宣读着一份早已准备好的陈述。这位苏联历史上最擅长电视秀的领导人，如今看起来无精打采，魂不守舍，心事重重。他说，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这起事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人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有时会转入防御模式，偶尔也会显得义愤填膺，但最终在26分钟时结束了讲话。

戈尔巴乔夫痛斥了美国及其北约（NATO）盟国编造的关于这起事故的“堆成山的谎言”。他说，这些谎言是他们试图转移注意力的“卑鄙”伎俩的一部分，从而藉此回避他最近提出的销毁核武器的提议。他感谢了罗伯特·盖尔和汉斯·布利克斯，向遇难者和伤员的家人表示了同情：“苏联政府将照顾好那些遇难者和受害者的家人。”他向观众保证，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但也警告说，任务仍未结束：“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面对核能脱离人类控制后的恐怖力量……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资源都被动员起来了。”

48小时之前，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在一群高级参谋和该部医疗行政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一个由化学战部队和民防部队的辐射专家打前锋的军方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在5月初进驻30公里禁区。基辅、明斯克和塔林的年轻人，被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召集而来，也有人是在半夜就被敲门叫起来。上头给他们发了制服，让他们宣誓，然后告诉他们，就当是在经历一场战争。被运进禁区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现在，曾于1979年指挥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的索科洛夫元帅，专程赶到了这里，要再一次领导他的手下，打一场保护祖国的英勇战役，也即后来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清理行动”（the Liquid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ernobyl Accident）。

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全力动员下，人员和设备从苏联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向切尔诺贝利潮涌而来。这支地球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一落地便投入了一场殊死决战。巨型Ilyushin-76军用运输机空运来了士兵和重型设备。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民用工业的工人，也从里加（Rig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间的各个地方赶来。官僚体制的束缚、计划目标的限制和经济优先度的考虑，全都被置之度外。只要一个电话，任何资源都能从苏联的几乎任何地方赶运到核电站：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隧道工程专家和轧制铅皮，来自列宁格勒的点焊机，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石墨砌块，来自摩尔曼斯克的渔网，来自摩尔多瓦的325个潜水泵和3万套棉布工作服。

这种爱国主义总动员的精神，在第一波事故详细报道出现于苏联媒体上之后，变得格外激昂。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高手终于找到了一个报道这起灾难的合适角度。《消息报》（Izvestia）和《真理报》（Pravda）发表的文章，充满敬意地详尽描写了最初投入灭火战斗的那些消防员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旁边配着矿工和地铁工人在废墟之下奋力挖掘隧道的大幅照片。尽管这些故事看起来充分体现了“公开性”原则，对于辐射的危险秉笔直书，也不隐瞒探访第六医院的伤员时目睹的细节，但这种公开是有条件限制的。民众的困惑、人员的无能或是安全防范措施的缺乏，都不能讨论，每一位消防员似乎都是在明知道自己所面对危险的前提下，依然无私无畏地冲上前去，从而得以步入苏维埃英雄的圣殿。事故的原因没有被追查。在别的地方，意思讲得很清楚：危机很快就会结束。根据每周出版的《乌克兰文学》（Literaturna Ukraina），原子“只不过暂时地失去控制”，苏联科学家“牢牢地把握着发生在反应堆之中和周围的一切”。报纸还报道说，被疏散地区的居民在清除污染的工作完成后就可以返回家园。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三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后不久，从核电厂送来的第一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着PVC围裙和防护服的医生，以及几辆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经在伏努科沃机场（Vnukovo Airport）等着他们。第六医院的专家们已经空出整个病区等待他们的到来。这家有600张床的机构，特为收治中型机械制造部的核工业员工而设，有两层楼专门留给放射医学科。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着爆炸发生时的衣服，许多人身上满是放射性尘埃。他们刚抵达医院，人们便发现运送他们的那些车辆已经严重污染，超出了除污处理的极限。运送第一波病人的飞机被拆卸销毁了，一辆巴士被送到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园，开进一个大坑里，然后被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进了医院病房，绝大多数是电厂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也有在燃烧的机组边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尘雾中等公交车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冷却水通道旁边垂钓的人。115人被诊断为急性辐射综合症，其中有10个人受到的辐射剂量非常大，医生们立刻认定，他们几乎已经不可能活下来。

第六医院临床部门的负责人，是62岁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医生。早在三十多年前，苏联核武器项目最初启动时，她便开始从事放射医学研究。1949年，她刚刚成为一名神经病科医生，便领命前往乌拉尔山脉以南的封闭小城车里雅宾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疗在马亚克生产联合体的产钚工厂中工作的战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个苏联最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对自己要去哪里一无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们会被禁止离开或与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马亚克待了两年还没返回，她的母亲甚至以为她被逮捕了，正关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亲给秘密警察写信，请求将她释放时，这位年轻的医生却在条件艰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阵地，闯出了一片事业上的新天地。

在马亚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第一批急性辐射病受害者：13位因恶心呕吐而来到她诊所的古拉格犯人。因为对他们的症状缺乏了解，这位医生误以为是食物中毒，治疗后便打发他们回去继续工作了。直到这些人再次就诊，抱怨高烧和内出血时，她才发现，他们在二十五号放射化学工厂（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经被放射性核素严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沟时，被暴露于恐怖的辐射场之下，而且至少有一个运气不太好的犯人已经受到了致死剂量的辐射：600雷姆。

后来，那些在工厂机床前工作的年轻女性开始得上另一种怪病，虚弱、头晕、浑身剧烈疼痛，一个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墙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记录下这种新病症状的医生。这是一种由于长期低剂量接触放射性同位素而导致的慢性辐射病（c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简称CRS。她设计了一整套筛查和治疗此种疾病的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她在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上司进言，只要小心控制，工人不会因辐射暴露导致太大损伤。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于哈萨克大草原、占地数万平方公里、被称为“多边形区”（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试验基地，目睹了苏联的第一批原子弹试验，并为那些爆炸后马上冲进引爆区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提供治疗。古斯科娃后来还成为原子弹之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的私人医生。1957年9月，马亚克第十四号核废料罐发生爆炸后，她就在那里为苏联第一起核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治。同一年，33岁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设的放射医学专科工作。

之后30年里，新组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统辖之下的核帝国疯狂扩张，大踏步地朝着预想中的世界末日决战跃进，没有给安全问题留下多少考虑的时间。前进的代价，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应堆技术人员和被辐射的潜水艇艇员身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医院古斯科娃负责的部门接受检查。事故本身依然严格保密，而且在事后，那些幸存下来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让他们患上那些可能余生都会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实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关于放射性对人体危害的临床证据。震惊于中型机械制造部一直拒绝承认与原子能产业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危险，1970年，她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但当她将手稿呈交给苏联卫生部副部长时，他勃然大怒地将其扔出了办公室，禁止她出版此书。此后一年，她将历年来治疗中的临床发现编纂为《人类辐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并因此获得了列宁奖（Lenin Prize）。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二

苏联试图阻止更多事故细节外泄的努力，正在被瓦解。在5月3日提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机密报告中，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警告说，继续对外保密于事无补，而且，这样不仅会在西欧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就连像印度和古巴这样本来准备拥抱苏联核技术的友好国家，如今也开始疑虑重重。谢瓦尔德纳泽写道，采取传统办法应对这场事故，也会危及戈尔巴乔夫与美国达成历史性的销毁核武器协议的梦想。西方的报纸这时都在质问，对于一个不肯说出核事故真相的国家，又如何相信它会对自己到底拥有多少枚核弹保持诚实？

5月4日，星期日早上，里根总统在大仓饭店（Hotel Okura）的套间中进行每周一次、面向全美的广播讲话。他谈到了在东南亚参加的首脑峰会、扩大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此前，利比亚在幕后策划了对一家位于柏林、经常有美国士兵光顾的迪斯科舞厅的恐怖爆炸袭击，作为回击，美国空军F-111轰炸机近期空袭了的黎波里（Tripoli）的卡扎菲上校驻地。

里根再次表达了他对事故受害者的同情，又一次提出愿意施以援手，但他的语气随即变得强硬起来。他将“自由国家”向国际社会告知共同面对的灾难风险时秉承的公开原则，与苏联政府的“神神秘秘、顽固拒绝”做了一个对比。“一起导致好几个国家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核事故，可不只是件家务事，”里根操着他大咧咧的乡下口音说道，“苏联人欠整个世界一个说法。”

当天，放射性雨落在了日本，随后被一股向东行进的急流裹挟，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于海拔9000米的高度穿过太平洋，直奔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海岸。第二天下午，5月5日，星期一，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代表团在苏联政府的邀请下抵达莫斯科。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率领的这个团队得到了苏方承诺，答应会向其完完整整、诚实无隐地披露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件经过。

在他们抵达的几小时前，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内再次碰头讨论这场危机。这一次，围坐在一起的24个人中，包括鲍里斯·谢尔比纳、年高德劭的核能领军人物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脾气暴躁的大头目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瓦列里·列加索夫则从切尔诺贝利飞来，当面递交他的报告。

要讨论的事情很多。前景并不乐观。

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发言中对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描述了他在两天前访问事故区时的所见所闻。扑灭大火的直升机行动进行得很成功，他说，在废墟内部发生新的链式反应的危险已经消除，但苏联和乌克兰地方当局对事故的回应却暴露出种种缺陷与不足。“这些极端情况事实上表明了（我们）在某些方面拥有高度组织性，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彻底无能为力。”他说。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一

从一开始，来到切尔诺贝利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小组成员、RBMK反应堆专家康斯坦丁·费多伦科，就试图提醒列加索夫，直升机行动可能已走上了歧途。他亲眼看到，每一批空运物资投入破碎的反应堆建筑时，都会扬起一大批重放射性粒子。此外，因为目标极小，其中一部分还被倾斜的混凝土盖子“叶连娜”挡住了，飞行员接近的速度又特别快，这些沙子或铅被准确投进反应堆坑室正中的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

但列加索夫不同意。他对费多伦科说，现在再想改变方向已经太晚了，“决定已经做下了”。两位科学家争论了几分钟，直到费多伦科最终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用来熄灭石墨之火的所有努力，可能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他说，应当让这团放射性火焰自己烧尽。

列加索夫不想再听，他坚持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管有没有效果。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人们不会理解的。”列加索夫说，“我们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做点儿什么。”


日复一日，倒入反应堆的物资总量逐渐累积。4月28日，星期一，直升机出动了93个架次，空投了300吨物资；第二天，数字上升为186架次和750吨。4月30日星期三早晨，他们开始空投铅，那一天，包括沙、粘土和白云石在内的一千多吨吸收剂，对四号机组上方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在起落区，连夜从基辅地区的陆军预备役军人中征召而来、仓促集结成的731特种营，每天在直升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下工作16个小时，将沙包整齐地装入降落伞伞衣，再将其固定在飞机的吊货点上。炎热的天气和直升机的下洗气流生成一道高达30米、无休无止的放射尘旋风。战士们没有穿任何防护服，甚至连“花瓣”呼吸面具都没戴。灰尘飞进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在他们的衣服下面被汗水打湿，凝结成块。晚上，他们就穿着这些被辐射的军装，脏乎乎地躺在普里皮亚季城边的帐篷里，倒头睡去。破晓时，他们又爬起来接着干。

伴随着空投行动的继续，从反应堆中逸出的放射性核素水平，开始画出一道向下倾斜的曲线：从星期日的600万居里辐射，下降到星期一的500万，星期二的400万，星期三的300万。到星期三结束时，空军飞行员之前瞄准的那个着火点，似乎已经熄灭了。第二天，5月1日，星期四的晚上，安托什金少将向谢尔比纳汇报说，他手下的飞行员已经向四号反应堆空投了1200余吨铅、沙子和其他物资。一些政府委员会成员站起身来，鼓掌庆祝。谢尔比纳向将军露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微笑，随即，他设定了第二天的新目标：1500吨。

第二天傍晚，列加索夫和科学家们，在分析四号机组的最新数据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恐且显然无法解释的现象。从反应堆中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反而开始骤然上升，一夜之间从300万居里蹿升到了600万居里。燃烧中的堆芯的温度也在迅速上升。到星期四晚上，列加索夫的估测数字表明，堆芯温度已经接近1700摄氏度。

这位院士现在开始担心，四号反应堆坑室中残存的二氧化铀燃料和锆金属包壳，已经变得炽热无比，开始熔化为一团放射性岩浆，堆芯已接近全面熔毁。更糟糕的是，之前从200米高空中投进的4600吨沙子、铅和白云石，再加上发生于一个星期前的那几次初始爆炸的冲力，可能已经使反应堆的地基抗不住了。如果熔化燃料的温度达到2800摄氏度，他们怀疑，它可能会烧穿反应堆坑室的强化混凝土地面，并在上方压力的作用下，逐渐侵蚀坑室底部，进入建筑物的地下室，深入地底。这会是世界末日级的反应堆事故——“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

这个所谓的“中国综合症”最早出自美国核工程师的想象，它之所以会变得如此臭名昭著，却是拜一部在三里岛事故（Three Mile Island-2，TMI-2）发生前不到一个月公映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所赐。简·方达在其中饰演一位勇敢无畏的电视记者，她惊恐万状地发现，一团熔化的铀燃料是如何烧穿了加利福尼亚一座出了故障的反应堆的基部，并继续无情地向下燃烧，直至抵达位于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尽管这一假想的恐怖噩梦违反了物理学、地质学和地理学的众多定律，但如果切尔诺贝利真的发生了堆芯熔毁，却会构成两个真实的威胁。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是对本地环境的威胁。核电站坐落于普里皮亚季河地下水位上方，相距不过几米，如果熔化的燃料穿透这段距离，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各种各样的有毒放射性核素将毒化饮用水，受影响的不仅是基辅市民，也包括从第聂伯河流域水体中取水的每一个乌克兰人，总计约3000万人，甚至还会流入黑海。

但第二个威胁要比污染地下水体更迫在眉睫，也更不堪想象。熔化的燃料只有在穿透反应堆建筑地基后，才会进入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在那之前，它可能会穿过位于四号反应堆下方的蒸汽抑压池（steam suppression pools），这个原本设计中的安全空间，如今已经灌满了水。一些科学家担心，如果炽热的燃料与封存在那个空间中的数千立方米水发生接触，可能会引发新的蒸汽爆炸，其强度甚至会超过最早的那次。爆炸冲力不仅可能摧毁四号机组的残骸，还会炸掉另外三座在事故中幸存仍完好无损的反应堆。

与一颗由5000吨超强放射性石墨和500吨核燃料组成的超级脏弹量级相仿佛，这样的一场爆炸可能会杀死“特别禁区”内一切残存的生命体，而释放到大气中的放射性坠尘，会令欧洲大部分地区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成为不适合人居的荒芜之地。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十

自四号机组残骸逸出的那团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云，被一股从残破堆芯滚滚上升的炽热气柱带到九重天上，又凭借着好风之力，飘出去几千公里。

它在猛烈的爆炸中脱缰而出，直冲上宁静的夜空，到达约1500米的高度后，才被从南边和东南方向吹来的强劲气流所裹挟，以每小时50—10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飘去，穿过苏联，直奔波罗的海。这团云中含有气态的氙133、被辐照过的石墨微粒和由纯放射性同位素，比如碘131和铯137组成的粒子，它们发出的热量令周围的空气变暖，就像成千上万个微型热气球一样飞在空中。在这团云的中心，波动着约2000万居里的放射性活度。等到苏联科学家们终于在4月27日，星期日，事故发生一整天之后，开始在事故现场附近定期进行空中监测时，这个看不见的妖魔已经偷偷逃走，令监测者完全无从了解它的大小和强度。他们的测量结果显示的，只是它的尾迹而已。不到24小时，它便已经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星期日中午，丹麦罗斯基勒（Roskilde）北部的瑞索（Risø）国家实验室，一台自动监测设备静静地记录下了这团云的到来。但因为时值周末，这些读数没有得到注意。那天傍晚，一名驻扎在芬兰南部卡亚尼（Kajaani）测量站的芬兰国防军士兵，记录下了背景辐射的异常升高。他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赫尔辛基的操作中心，但有关方面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到晚上，这团羽状烟云在瑞典上空遇上了雨云，内部潮湿的水汽开始清理和浓缩含有的污染物。

当雨最终从这团云中洒落在离斯德哥尔摩两小时车程的北方城市耶夫勒（Gävle）时，它已经带上了极强的放射性。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九

前一天晚上从基辅军区的中央指挥中心接到命令后，安托什金少将在星期六午夜过后驱车赶到了普里皮亚季。陪同他的，还有一位空军化学战专家。他对核电厂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指示，更没有配备人手和仪器设备，甚至连直接与飞行员沟通的双向无线电也付诸阙如。一抵达普里皮亚季，他便前往白房子向谢尔比纳报到。这位政府委员会主席的命令很简短：“我们需要直升机。”

白房子里的一间间办公室，如今已经被来自陆军、海军和民防军的将军元帅们占据。安托什金用其中一间的电话把他在基辅的副手从床上唤醒，紧急召集各种直升机团的飞机起飞前来。第一批直升机冒着雨、低云乃至暴风雨的威胁，连夜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地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军用空军基地。凭着政府委员会的紧急授权，安托什金从莫斯科北边托尔若克（Torzhok）的直升机训练学校召来了一批试飞员，同时从1000公里外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的空军基地调集了更多的飞机。153
到星期日太阳升起时，这位将军已经指挥着一支由80架直升机组成的空中抗灾救援部队，在核电厂周围的4个飞机场待命，而且还有更多飞机正从全苏联的其他空军基地赶往切尔诺贝利。这时，他已经超过24个小时没合眼了。


旅馆里，睡在床上的谢尔比纳、列加索夫院士和其他政府委员会成员，被飞机降落的噪音惊醒。他们前一天晚上开会开到很晚，试图解开四号机组废墟处理问题上的那些死结：如何应对反应堆新的链式反应的威胁；如何扑灭火灾，止住不断向大气中飘散的一眼可见的放射性核素烟云；是否应当开始疏散城市；以及如何解开“事故到底如何发生”这个最大的谜团。

列加索夫估计，反应堆中还有2500吨石墨砌块，它们之前着了火，已经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如此高温，很快便会熔化堆芯中燃料盒的锆金属包壳和其中盛装的二氧化铀芯块，令更多的放射性颗粒释放到从破碎的堆芯飘出的烟云中。列加索夫认为，这些石墨的燃烧速率大约为每小时一吨。即便将那些已经被爆炸抛出堆芯的材料考虑在内，如果他的计算正确，而剩下的石墨又继续不受干扰地燃烧的话，这团火将可能熊熊燃烧两个多月，释放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核素，足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污染整个苏联甚至是全地球。

但这个问题牵涉众多没有先例的复杂因素。普通的消防技术是不管用的。石墨和核燃料燃烧时的温度极高，水和泡沫都无法将其扑灭；在这样的高温下，水不仅会立即蒸发为蒸汽，将更多的放射性悬浮颗粒以毒气云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还会分解为氧和氢两种元素，增加再度爆炸的可能性。此外，反应堆周围强大的γ辐射场，令人几乎不可能长时间从陆路或水路接近。

……
与此同时，来自能源部核研究机构苏联核电运行研究院（VNIIAES）的团队，完成对核电厂的侦察巡视后也回来了。他们目睹了四号机组废墟中射出的恐怖之光，向谢尔比纳汇报说，辐射情况十分危急。

凌晨2点，谢尔比纳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党内领导、主管重工业和能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打了电话，请求批准放弃这座城市。科学家们终于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爬上了各自在旅馆中的床，而关于如何应对这座燃烧中的反应堆，谢尔比纳已经做出了决定：使用安托什金的直升飞机，以空投形式将火熄灭。

但采用何种材料组合才能达成目的？又或是到底应该怎样去完成此项行动？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八

城东边上的普里皮亚季第126医疗卫生中心，位于一栋藏在低矮铁栅栏后的饼干色小楼里。这所医院服务于一座不断发展及年轻居民不断增长的城市，拥有400多张病床、1200名职工和一个挺大的妇产科，算得上设备很齐全了。但它从来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场灾难性的辐射事故，因此，当星期六清晨第一批救护车开始停在医院外面时，医院职工很快就应付不过来了。

时值周末，很难找到医生，而且最开始时，没人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从核电站送来的那些穿着制服、之前曾参与扑救火灾的年轻人，抱怨着头痛、喉咙干和眩晕。有些人的脸变成了可怖的紫色，另外一些则像死人一样苍白。很快，所有人都开始干呕甚至呕吐，呕吐物填满了洗手盆和水桶，直到他们的胃中无物可吐，却依然无法停止。负责分诊的护士开始哭了起来。

早上6点，医院院长正式做出辐射病的诊断，并通知了莫斯科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从核电厂送来的人被告知，脱掉所有个人物品，统统上交，包括手表、现金、党员证。所有这些都已经污染了。医院中原有的病人被打发回家，出院时一些人都还穿着自己的病号服。护士们打开用于辐射事故的急救包，其中装有药品和一次性静脉注射设备。到早上，医院已经收治了90名病人。其中包括四号控制室里的那些人：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托图诺夫、班组长阿基莫夫和他们独断专行的上司、副总工程师佳特洛夫。

一开始，佳特洛夫拒绝接受治疗，表示他只想睡上一觉。但护士坚持给他扎上了静脉针，他立刻感觉好多了。其他人的伤势看起来似乎也并不严重。亚历山大·谢甫琴科开始时感觉又眩晕又兴奋，但很快便睡着了，直到护士来给他打点滴时才醒来。他认出这名护士是同住一栋公寓楼的邻居，请求她交班后设法找到他的妻子，安抚她说，他很快就能回家。

与此同时，谢甫琴科和他的朋友试图估算自己到底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他们觉得可能是20雷姆，或者50。但一位曾经历过核潜艇事故的海军老兵很有经验地说：“50雷姆的时候你是不会呕吐的。”

从604房间被同事救出的弗拉基米尔·沙什诺克，是第一批送到的伤员。他的身上满是烧伤和水疱，肋骨塌陷，背上显然还有骨折。然而，当他被抬进来时，护士看见他的嘴唇在动，他正努力说话。她俯下身去。“离我远点儿——我是从反应堆隔间里出来的。”他说。

护士剪开粘在他皮肤上的已经成了碎片的脏衣服，把他安顿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但她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凌晨6点，沙什诺克死了。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七

凌晨3点，弗拉基米尔·马林仍在家中，电话第二次响了起来。这次是维克托·布留哈诺夫本人从核电厂下方的掩体打来。厂长承认错误说，电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但他向上司保证，反应堆本身安然无恙。马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迅速穿上衣服，叫了辆车，赶往中央委员会。在动身离开前，马林给他的顶头上司打了个电话，上司又将这个消息在官僚体系内部一层层地报了上去。

当一缕晨光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破晓而出时，尽管连接莫斯科、基辅和切尔诺贝利的电话专线已经快被打爆，但布留哈诺夫打了包票的情况汇报，这时才开始慢慢传递到苏联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那里。

清晨6点，关于事故的消息终于传到了苏联能源部长阿纳托利·马约列茨那里。他在家中打电话给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他对雷日科夫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火灾。一个机组停止运行了，但局势尽在掌握之中：一个专家小组已经赶往电厂了解详情，他分管核能的副手——一位经验丰富的核专家，此前正在克里米亚度假——也已经被召回到现场主持政府委员会的工作。雷日科夫告诉马约列茨要时刻与小组成员保持联系，一旦得到更多消息，马上给他回电。

但在苏联核工业联合会那里，格奥尔基·科尔钦斯基和其他的核专家却已经了解到，真实情况可能要比所有人能设想到的更糟糕。他们通过电话联系上核电站的当班主管时，他的声音已经断断续续，惊恐万状。联合会会长指示他去找核电站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马上给苏联核工业联合会打电话。

切尔诺贝利负责科研的副总工程师是第一个打回电话的。他冷静地解释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四号机组此前断网停堆，接受常规维护，然后进行了某种电气测试；但到底是哪种电气测试，他不能说。在测试过程中，意外发生了。

但问及堆芯的紧急冷却——这项关键工作将确保四号反应堆可以很快修复、重新入网供电——的进展状态时，这位切尔诺贝利工程师的沉静自若突然被打断了。

“没什么好冷却的了！”他喊道。电话就此中断。

……
早上8点，核电厂核安全部门的技术人员取回的样本显示，核电站周围的地表和水体中，都存在核裂变产物和核燃料粒子。这为反应堆堆芯彻底被毁以及放射性物质已释放到大气中，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9点钟，穿着绿色橡胶防化服、带着呼吸面具的内务部警察部队，拦住了通往核电厂的道路，基辅地区的党内二把手弗拉基米尔·马洛穆日也已经赶到，全权接管危机处置。在主行政办公大楼三层布留哈诺夫的办公室里，厂长听取核电厂各部门负责人的报告时，这位党内领导就站在旁边。负责核电厂医疗室的医生提供了到此时为止的伤亡情况。一人遇难，几十人受伤，很明显，他们受到了超大剂量的辐射，已经表现出明确无误的辐射病症状。然而，主管核电站外部辐射剂量测定的负责人却坚持说，没有必要疏散普里皮亚季市民。核电厂民防负责人沃罗比约夫试图再一次插话说，他们有责任告知市民发生了事故，但马洛穆日打断了他。

“坐下，”他厉声道，“还没轮到你说话呢。”

马洛穆日命令布留哈诺夫给他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核电厂党委书记带着几名员工起草初稿，在上午10点左右交到了厂长的办公桌上。文件很简短，只有一页打印纸，里面提到了一场爆炸、反应堆大厅屋顶的倒塌和一场已经彻底扑灭的火灾。参与救火的34个人正在医院接受检查，9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一人失踪，另外一人死亡。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辐射损伤的事。只是说，四号机组附近的辐射水平达到了1000微伦琴每秒，相当于3.6伦琴每小时，完全在容忍范围内。但它没有解释，这是用来测量辐射值的设备可能测到的最大读数。报告结尾打包票说，普里皮亚季的形势一切正常，辐射水平也在进一步调查中。在报告底部的空白处，布留哈诺夫用蓝色圆珠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切尔诺贝利的午夜 六

站在离反应堆不超过50米的地方，特列古布和谢甫琴科是第一批真正了解四号机组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这是恐怖的、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一幕：反应堆大厅的屋顶不见了，右边的墙也几乎被爆炸冲力完全摧毁；半个冷却回路完全消失，在左边，曾经向主循环泵供水的水箱和管道悬荡在半空中。那个时候，谢甫琴科知道，瓦列里·赫德姆丘克肯定活不成了：他身处的位置被埋在蒸腾着热气的一堆瓦砾废墟下，照亮那里的，是被齐刷刷切断的粗如男性手臂的6000伏电线，摇荡着，在所触及之处引发短路，火花如雨般溅落在断壁残垣之上。

此外，在乱糟糟的一堆钢筋和混凝土碎块正中，从四号机组废墟的深处，反应堆原本的位置上，亚历山大·谢甫琴科看到了更令人惊恐的景象：一根闪闪发光的蓝白色缥缈光柱，笔直向上延伸，直至消失于亘古不变的夜空。它是那么曼妙，那么奇异，在熊熊燃烧的建筑物和炽热的金属碎片与机器残骸上跳动的火苗，幻化出忽隐忽现的虹彩，将其环绕。这美丽的磷光让谢甫琴科呆住了几秒钟，但马上被特列古布拉回角落，以远离那迫在眉睫的危险。令年轻工程师迷醉的这一现象，是空气被放射性物质电离所导致的，是未加遮蔽的核反应堆暴露于大气中的确然无疑的迹象。


当第二消防站的3辆消防车在四号反应堆旁边排成战斗队形时，一位核电厂的防火安全员跑出来迎接他们。他目睹爆炸经过，发出了警报。阿纳托利·扎哈罗夫从驾驶室跳出来，四处打量。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石墨砌块，一些仍在闪着红热的火光。扎哈罗夫曾经在内部见过反应堆建造的过程，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玩意儿？”一个人问道。

“小伙子们，这是反应堆的肠子肚子，”他说，“如果咱们能活到明天早上，就都能长生不死了。”

普拉维克告诉扎哈罗夫，留守在无线电旁边等候指令。他和小队长列昂尼德·夏维去侦察一下，确定火源。“然后我们再把它扑灭。”普拉维克说。

话音未落，年轻的中尉便消失在核电厂中。

四号机组的涡轮大厅中，两位消防员看到的是一片混乱。破碎的玻璃、混凝土和金属碎片洒得到处都是，一些不知所措的操作员在从瓦砾堆上升起的烟雾中跑来跑去，建筑物的墙壁摇晃着，从上面不知哪个地方，传来蒸汽逸出时发出的嘶鸣声。沿着A排的一溜儿窗户全都被炸碎了，七号涡轮发电机上方的灯光也被炸飞，蒸汽和热水从破裂的进水管法兰（凸缘）处激射而出，而在燃料泵的方位，透过云遮雾罩的蒸汽，仍能看到跳动的火苗。部分屋顶塌落下来，被爆炸冲力甩出反应堆建筑、落在大厅屋顶上的沉重的瓦砾碎片，仍在从上方掉落。有那么一刻，一个曾经用来关闭反应堆通道的铅塞从屋顶掉下来，就砸在离一个涡轮发电机操作员立足处不到1米的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