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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到来 #4通往权力之路

经济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胀，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德国经济在通胀之后得以复苏，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但关键是，再投资主要采用短期贷款的形式。德国企业在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逐渐严重依赖这种资金，克虏伯和联合钢铁公司等企业都借贷了巨额资金。美国企业直接在德国投资，福特汽车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设有工厂，通用汽车于1929年买下欧宝汽车（Opel）在法兰克福附近吕塞尔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厂。德国各银行用外国贷款为它们自己在德国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这是德国工业和银行业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灾难。

1928年，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主要工业国都开始对货币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逐渐减少在海外放贷。这些是保存黄金储备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因为各国的货币价值都与金价挂钩，德国在货币稳定政策发挥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随着各国纷纷拉起货币的吊桥以防止资金外流，德国工业开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那年冬天结束时，失业人数已逼近250万……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陷入商业危机的确切信号骤然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抛售。在有些人看来已被过高估值的股价开始暴跌。……10月29日，美国大型企业的市值蒸发掉100亿美元，是美国当时全部流通货币量的两倍，接近美国用于一战的资金量。公司纷纷倒闭，美国的进口需求骤跌。随着投资的消失，银行业陷入危机。美国银行眼见亏损日渐增加，开始收回短期贷款，而这些短期贷款正是德国企业界过去5年里的主要融资来源。

美国银行从德国撤资，恰在德国最困难的时刻，确切地说是恰逢已呈颓势的德国经济需要强劲的刺激来帮助复苏之时。由于失去了资金，德国银行和企业试图提取更多的短期贷款用于恢复平衡。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快，经济形势就显得越不稳定，也就有越多的国外和国内资产持有者开始向德国境外转移资金。

由于无法为生产融资，企业开始大幅减产。已处于停滞状态的工业生产遂以惊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严重程度在欧洲各经济体中只有奥地利和波兰可与之匹敌。欧陆其他国家的降幅均不超过25%，英国为11%。由于资金撤出和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开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许多小银行倒闭，随后奥地利最大的两家银行宣告破产；1931年7月，德国各大银行也开始面临压力。倒闭的企业成倍增加。

德国与奥地利试图订立关税同盟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但在国际干涉下落空，因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朝着建立《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两国政治同盟迈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几乎呈指数增长。各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失业，可用于购买食品的钱越来越少，急剧加深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银行收回贷款，许许多多靠贷款经营的农场主无法逃脱终止回赎权和破产的命运。农场和庄园的破产导致农业工人失去工作，失业潮蔓延到了城镇和乡村。

#第三帝国的到来 #3纳粹主义的兴起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纳粹党普通积极分子看来，纳粹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团结，即所有德意志人结成种族统一体，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希特勒的崇拜则属于次要方面。比较而言，仅有少数人重视反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认为反犹只是附带之事。越是年轻的纳粹，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相比之下，反犹思想最强烈的是上一代纳粹党徒，这表明活跃于战前的反犹团体以及民族主义的家庭环境，对于许多人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纳粹党徒加入该党的准军事团体之前，通常于1914—1918年在前线服役，然后参加极右翼组织，比如图勒学会或自由军团。例如，青年鲁道夫·霍斯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加入纳粹党的，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他1901年生于巴登—巴登，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他的父亲是推销员，有意培养他当牧师。据霍斯说，父亲不但把强烈的责任感与服从意识灌输给他，还讲述了自己过去当兵时在非洲的经历，以及传教士们的无私与英雄主义，霍斯对这些故事非常着迷。霍斯后来写道，他不再信仰天主教是因为曾在做告解时向神父吐露了一个秘密，但被对方出卖。战争爆发时，他加入红十字会，后来在1916年随父亲的老部队赴中东服役。战争结束时，霍斯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加入自由军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分队，亲身体验了内战的残酷。

回到德国，霍斯加入自由军团余部的一个秘密组织，并在1922年和他的同志一起残忍杀害了一个被他们认定为打入他们内部的共产党间谍。他们先用棍棒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又用刀割喉，然后用左轮手枪结果了他的性命。霍斯被逮捕，关进勃兰登堡监狱，他后来写道，他在监狱里意识到罪恶思想不可救药的本质。他震惊于狱友“肮脏放肆的语言”，震惊于狱方的管理方式已让那里成为犯罪学校，而不是改造罪犯的地方。霍斯干净、利索、有条理、守纪律，很快成了模范囚犯。一些狱卒的粗鲁欺凌和腐败使他想到，以更加诚实、更加人道的方式对待囚犯，也许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在他看来，不少狱友完全无药可救。

霍斯在被捕前几个月加入纳粹党。1920年代剩下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本应在狱中度过，然而像许多同类囚犯一样，刑期远未服满他就被释放了，因为国会中的极左翼与极右翼议员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显然，出狱之后，纳粹党为霍斯提供了他迫切需要的纪律、秩序和使命感。

#第三帝国的到来 #3纳粹主义的兴起

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政策在农业地区所发挥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场全面的农业危机。大地主和大农场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农用机械，因此能够以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则往往因为把钱存起来而在通胀中损失殆尽，或者因为把钱花在购买日用品上而没有从商业中获利。通胀结束后，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而采取放宽农业信贷限制的措施，反倒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民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大量贷款，等着新一轮通胀的到来，结果却发现自己已无力还贷，因为价格不升反降。

1920年代即将结束时，破产和终止回赎权††的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绝望的小农场主倒向了极右翼阵营。大农场主和大地主备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困扰，已无力纳税，他们觉得自己为支持魏玛福利制度而承担的税费过于高昂。普鲁士州和帝国政府已经尝试过靠关税、补贴、进口管制以及类似措施来缓解困境，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根本于事无补。

为尽力应对1920年代初以来的农业萧条，各类农场主已实现现代化、机械化和生产的合理化安排，但这还不够。农业群体开始把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视为保护其收入的唯一办法，因此越来越固执地对此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
……

纳粹党很快把宣传、拉拢的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许诺说将在第三帝国为他们设立一个特殊机构。各类农场主都将获准加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团”（corporation），他们可以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并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那些难以驾驭的农场工人——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分子——将被驯服，劳动成本最终将受到严格控制。在多年不成功的、有时还是暴力的抗议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农场主蜂拥到纳粹党的旗下。由农业人士领导当地的党组织，以及明确强调“血与土”意识，即认为农民是民族同一性的核心，这两种做法都无损于该党的事业。就连一些历来认同民族党的大地主也被纳粹党说服了。纳粹党在中小地主中间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不久，农场主的子弟纷纷加入冲锋队，被派往大城市去打击共产党。

就这样，新战略很快开始结出果实。党员人数从1928年10月的10万增加到一年后的15万，与此同时，纳粹党在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开始大幅增加，在萨克森达到5%，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一些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几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区，从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

在弗兰肯的科堡市，在上届市政府因当地纳粹党支部书记发表反犹言论而解除其市政雇员职务之后，纳粹党发起运动，成功扳倒了市政府，并于1929年6月赢得市议会25席中的13席，这是纳粹党接管的第一个市政府。这次胜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纳粹党在竞选中的尽心竭力——它派出一流的演说家助选，比如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本人。但这次胜选也表明，纳粹党可以在地方政坛争取竞选资本，在这方面该党已经比从前活跃多了。

#第三帝国的到来 #3纳粹主义的兴起

1893生于巴伐利亚罗森海姆的戈林也是个实干家，但与罗姆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他出身于巴伐利亚中上层阶级，父亲是坚定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战前在德国殖民纳米比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05—1911年，戈林先进入士官学校，后来就读于柏林的普鲁士军官学校，此后一直认为自己是普鲁士军人，而不是巴伐利亚人。

战争期间，他成了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退役前担任由“红色男爵”冯·里希特霍芬创建的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其飞行战功为他赢得了德国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勋章”，也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战斗机飞行员被人们视为装甲内的现代骑士，其大胆冒险的行动与战壕中沉闷的机械化屠戮形成了强烈反差。戈林在贵族阶层颇受追捧，1922年2月与瑞典男爵夫人卡琳·冯·坎措结婚，自此在上流社会的交游愈加广阔。与许多上过战场的战士一样，他在战争结束后继续追求一种行动的人生。短暂地服务于自由军团之后，他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表演飞行员。借助妻子的影响力，他终于在1922年底找到门路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总之，此时的戈林是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浪漫的人物，许多通俗图书和杂志文章都在吹捧他的功绩。

戈林对于行动的渴望，在纳粹运动中得到了满足。他冷酷、精力旺盛、极端自负，却从一开始就完全倾倒于希特勒的魅力。对他来说，忠诚是最崇高的美德。和罗姆一样，戈林也把政治视为战争，即一种武装斗争的形式，正义与道德在其中都不起作用。强者胜，弱者亡，必要时，法律就是一堆有待打破的“条条框框”。对戈林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这个目的一直是他所认为的德国的民族利益，他认为德国的民族利益在1918年遭到了犹太人、民主派和革命者的背叛。

戈林的贵族人脉，棱角分明的英俊面容，对法语、意大利语和瑞典语等多国语言的精通，以及作为骑士般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声誉，使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是一位外交家；兴登堡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认为，戈林是纳粹主义尚可接受的一面，是像他们一样的威权保守派。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戈林的冷酷、暴戾、极端，不逊于任何一位纳粹头目。以上种种素质，加上他很快就对希特勒越来越唯命是从，使他在1923年初成了取代罗姆担任冲锋队新首脑的理想人选。

#第三帝国的到来 #3纳粹主义的兴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有着不竭的行动力，它是军国主义的，蔑视议会制度，崇尚冲突与战争。它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主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阶级利益和人民代表将由不分阶级、民族统一的指定机构所取代。它是男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它谋求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主要被贬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它把领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它崇拜青年，声称要涤荡旧制度和传统，创造一种新型人类——强硬、反智、时髦、世俗，尤其是狂热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种族的事业的新人。在上述所有方面，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都为新兴的纳粹党提供了一个范型和同路者。

因此，早期的纳粹主义，就像战争刚结束那几年里众多相互竞争的极右翼运动一样，无疑属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崛起这个广阔的语境。长期以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倾慕不已，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随着德国局势在1922—1923年间急剧恶化，希特勒开始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办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样可以在德国办到。

当德国政府拖欠战争赔款导致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时，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倍感屈辱。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到重创，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领的样子。由德国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国人更多的报复——逮捕、监禁和驱逐。民族主义者铭记着关于法国镇压的许多事例，有位身为退伍兵的铁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战争纪念活动上发表支持德国的演讲而遭到解雇，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学校教师因为法军列队走过的时候，他让学生们转身背对着他们，而遭受同样的命运。

男生结成团伙，给那些被认为是“无耻地勾搭法国人”的女人剃光头，另一些学生表达爱国的方式则没那么激烈，他们步行几公里去上学，而不乘坐法国人运营的火车。少数工人积极破坏法军的占领，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处决，民族主义者右翼在纳粹党领导下，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明法国人之残暴和柏林政府之软弱的例子，在宣传过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广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烈士。工业生产陷于停滞，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本已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

#第三帝国的到来 #3纳粹主义的兴起

在希特勒后来的自传《我的奋斗》里，有几页特别有趣，描述了他在维也纳观看社会民主党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感到的激动。他厌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宣传充满了讨厌的、恶毒的诽谤和谎言。那么民众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纳勒尔那些人的理论呢？他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党不容异见，在工人阶级内部尽其所能地压制异见，简单而强硬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争取民众。

“大众的心理，”他写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软弱的东西……民众热爱指挥者甚于恳求者。”他继续写道，“我还领悟到针对个人和群众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在工厂、在会议厅、在群众示威的场合实施恐怖行动，总是能够成功的，除非对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击。”他总结道，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弱者。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他们悄无声息但却稳稳当当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职位，有时是通过无声的敲诈，有时是通过真正的窃取……”

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人在回忆时的文饰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投射到了他年轻时奥地利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维也纳的人，肯定都躲不开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了东西，尽管他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信条。

然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作为舍纳勒尔的追随者，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种的压迫者，它强迫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种族杂居，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实现统一。
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种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则，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这场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况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议会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待在奥地利议会的公众席旁听，看到敌对民族的政党在议会里用本民族的语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台、难有建树，遂对这种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视之心。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过自己当领袖，甚至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进入政坛。相反，他仍然一心想当艺术家。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陷入穷困潦倒的财务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亲的遗产，困境才有所缓解，这年他24岁。他迅速了结了在维也纳的事情，前往德国，此举对他从舍纳勒尔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实际的表达。他后来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种族共存的奥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乱象和衰亡之势。他在将届服兵役年龄时离开奥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为了逃避服役，而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制度奋斗。此时他身在德国，感觉像回到了家。

#第三帝国的到来 #2民主之殇

魏玛宪法的文本中满是影响深远的宣言：家庭生活重要性之原则，国家为家庭提供支持之必要性；政府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之责任；公民之工作权；国家为每位国民提供适当居所之义务。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制定的一整套法规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包括关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救济和职业培训（1920年）的条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济贫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如我们所知最重要的，1927年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条文。

既有的健康保险、养老金等方案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并覆盖全体国民。启动了大规模的安居项目，其中许多是社会福利住房的翻新，仅1927—1930年间就提供了30多万套新建或者翻新的住房。医院床位的数量比战前增加了50%，医疗从业人员也随之同步增加。传染病锐减，由诊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组成的网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包括单身母亲以及有违法行为的青年。

建立免费的全面福利制度，把它当作全体公民应得的权利，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成就之一，回过头来看也许算是它最重要的成就。然而，尽管制定了详尽的实施细则，它最终却未能兑现1919年魏玛宪法中那些华而不实的承诺；承诺与履约之间的鸿沟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动摇了魏玛共和国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首先，共和国几乎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的经济困难，给它的福利制度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使之根本难以为继。战争导致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帮助。1914—1918年间，大约有1,300万德国成年男子在军队服役，其中200多万阵亡。有人估算，这相当于每35位德国居民中就有1人阵亡，这个阵亡比例几乎是英国的两倍（每66位英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俄国的三倍（每111位俄国居民中有1位阵亡军人）。到战争结束时，50多万德国妇女失去了丈夫，100万德国儿童没有了父亲。从战场回来的男人中，约有270万伤员、截肢者和残疾人，这些人构成了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长期来源，因为政客曾经许诺要奖赏他们对国家的服务，却未能令人满意地予以兑现。

…… 除了原有的国家养老制度之外，德国经济在1927年之后不仅必须承受失业保险的负担，到1926年依然还要继续给将近80万残疾退伍军人和36万战争寡妇发放抚恤金，并且继续抚养90多万失去父亲的儿童或孤儿。抚恤金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高于战争赔款以外的任何开销。

最后，福利制度导致中央和联邦各州政府中已嫌臃肿的官僚队伍愈加壮大，1914—1923年增员40%，在此过程中，德国的人均公共管理成本几乎翻倍。如此庞大的开支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也许可行，但在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经济形势下根本做不到，除非像1919—1923年那样印钞票、加剧通胀，或者像从1924年开始的那样削减支出、减少国家福利机构的人员编制、对福利申请人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核。

#第三帝国的到来 #2民主之殇

几十年来，法官们一直把批评皇帝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自由派当作罪犯，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转变态度。法官们的忠诚不是献给了新建立的共和国，而是献给了他们在军官团中的同道之人继续服务着的那个抽象的帝国理想，一个主要建立在对俾斯麦帝国独裁体制的回忆之上的理想。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在大量因魏玛时期深刻的政治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审判中，法官们一边倒地偏袒那些也在以帝国理想的名义行事的右翼被告，而当那些无此理想的左翼人士被起诉时，他们则喝彩加油。

左翼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在1920年代中期发表的数据显示，1919年底至1922年中，左翼被告犯下的22宗政治谋杀案中，有38人被定罪，其中10人被执行死刑，余者平均每人服刑15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时期由右翼犯下的354宗政治谋杀案中，只有24人被定罪，根本无人被执行死刑，平均每人的刑期只有4个月；23名已认罪的右翼凶手竟然被法庭宣判无罪。

当然，这些统计也许不完全准确。而且经常有针对“政治犯”的特赦，特赦由国会中的极端政党共同商定，并获得其他政治团体的足够支持而通过，所以许多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犯仅服刑较短时间就被释放了。但是法官行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向公众传递的信息，在整个魏玛时期对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提起的无数宗叛国罪指控又强化了这个信息。据贡贝尔统计，在俾斯麦帝国最后30年的和平时期里，只有32人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而在同样相对和平的1924年初至1927年末这4年里，法庭签发了1万多份叛国罪逮捕令，最终有1,071人被定罪。

法庭案件所审理的很大一部分，是那些胆大到在报刊中泄露军队的秘密装备和军事演习的人。也许最著名的是和平主义者、左翼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案子，他于1931年被判18个月监禁，因为发表在其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buhne）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了德军正在苏俄进行战斗机训练，而那是违反《凡尔赛和约》的非法行为。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案子牵涉左翼记者费利克斯·费申巴赫。费申巴赫的罪名是他在1919年发表了1914年的巴伐利亚文件，因为法庭认定，这些与一战爆发有关的文件暗示了德国负有一部分战争责任，从而在和约谈判中损害了德国的利益。

费申巴赫在慕尼黑被所谓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判处11年徒刑。人民法庭是1918年巴伐利亚革命期间，为了对抢劫犯和杀人犯进行即决审判而设立的应急机构。在随后一年的反革命期间，这些法庭被改用来审理“叛国”案件。人民法庭直到1924年才停摆，尽管它们在5年之前就已被魏玛宪法认定为非法。设立人民法庭，绕开正常的司法系统，比如对它们定罪的案子没有上诉权，以及暗示正义属于“人民”而不是法律，这一切都为未来开创了恶例，并将在1933年被纳粹党重新采用。

#第三帝国的到来 #2民主之殇

1910年以来，每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这一天，各大城市都有女性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街头示威，就连中产阶级女权运动者也在1912年游行过一次，尽管是坐在马车里。除了最终取得成功的女性选举权运动，当时一起出现的还有这样一些要求：性满足、未婚母亲的平等权利和免费的避孕指导，虽然只是少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弗洛伊德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具有性动机的观点在一战前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尤其是柏林，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地位向国际大都市的跃升，它已成为社会学和性学领域各种亚文化的中心，包括生机勃勃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圈子。

批评者认为，上述趋势意味着家庭有日益式微之虞，主要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服务业在经济领域的勃兴，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包括大型百货商场的销售岗位，以及蓬勃发展的白领世界里的秘书职位（由于打字机女性化的强大影响），这不但创造了新的剥削形式，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单身女性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这在1918年之后愈益明显，当时有1,150万女性在职，占工作人口的36%。虽然与战前状况相比，这根本算不上大幅变化，但她们中的许多人此时从事着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工作，比如电车售票员、百货商场的店员，或者——虽然寥寥可数——成为法律、大学和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越来越多的女性与男性竞争工作，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担心出生率在世纪之交的下降将削弱德国的实力，加之日益蔓延的文化焦虑感，共同引发了对于女性就业的抵制，这样的抵制在1914年以前就已日渐明显。战前，德国有一场显而易见的男性危机，民族主义者和泛日耳曼联盟开始疾呼，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履行她们的天职——为国家生养和教育更多的子女。人们对于来自女权的挑战所做出的强烈反应，致使女权主义者被迫转入防守，开始排挤那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者，更多强调自己无可挑剔地具有民族主义者的资格，强调自己无意要求过多的变革。

1918年之后，女性获得选举权，从地方议会到帝国国会的各级选举，她们都有权参与投票和担任候选人。她们正式获得在主要专业领域工作的权利，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远比战前重要。相应地，男性至上论者的观点也越来越有市场，他们反对女性就业，认为女性的归宿是家庭。在大城市的自由氛围中，人们的性观念远比战前开放，这加深了男性至上论者的不满。

#第三帝国的到来 #2民主之殇

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即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廉价小报，它们不依赖稳定的订户，而是兜售于街头，尤其是在下午和黄昏时分销售。这些报纸配有大量插图，刊登关于体育、电影、本地新闻、犯罪、丑闻和轰动事件的广泛报道，注重娱乐甚于信息。

……正是在这个层次的市场，媒体政治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八卦小报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挖了共和国的墙脚，它们曝光那些支持共和国的政客在财务上的舞弊行为，有的属实，有的则属臆造；还配图呈现共和国与帝国时代的对比。通俗小报上充斥着关于凶杀案庭审和警方调查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社会正在被暴力犯罪的浪潮所吞没。在外省，表面上不关心政治的本地报纸经常采用右翼新闻机构提供的消息，它们起到了与小报相似的作用，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胡根贝格的媒体帝国也许未能挽回民族党的颓势，但它喋喋不休地谈论共和国的不公正，以另一种方式动摇了魏玛共和国的合法性，使人们相信有必要改换一下政体。因此，媒体最终确实对改变选民想法产生了作用，尤其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引导他们反对魏玛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