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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一部历史 #劳改营的劳动

不习惯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的外国囚犯更加觉得“教育改造”工作荒唐可笑。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描述了一堂典型的政治灌输课：
所使用的方法如下。一名来自文教科的职业煽动家，具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将向囚犯宣讲全力以赴投入劳动的崇高意义。他将告诉他们，爱国者是高尚的人，所有爱国者都热爱苏联，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民感到自豪，等等，等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于一个皮包骨头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说教的荒唐和虚伪。但是，演讲者并没有因冷淡的反应而乱了方寸，演讲继续进行。最后，他保证所有劳动“突击手”都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提高伙食标准和改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

#古拉格：一部历史 #劳改营的劳动

有些古拉格工程动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和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却被证明完全是决策失误，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企图修建一条从沃尔库塔地区到鄂毕河的北冰洋入海口的铁路线。一九四七年四月，苏联政府作出开工建设的决定。一个月后，勘探、测绘、施工同步启动。囚犯还在卡缅尼岬——鄂毕河由此变宽流向大海——动工建设新的海港。

像通常一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囚犯只好用旧坦克代替。决策者通过使囚犯超负荷劳动来弥补机械设备的不足。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情况，在白昼漫长的夏天，即使是自由工人有时也要从上午九点连续工作到深更半夜。到了年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测绘工作队确定，卡缅尼岬不是一个适合建设港口的地方：对于大型船舶来说，那里的海水深度不够；对于重工业来说，那里的地质状况太不稳定。一九四九年一月，斯大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夜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领导层决定改变港口的位置，同时调整了铁路路线：现在，铁路不再向西连接沃尔库塔地区，而是向东与叶尼塞河相连。为此设立了两个新的劳改营——第五百零一号工地和第五百零三号工地。两个劳改营同时开始铺设铁轨，计划在中间会合。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八百零六英里。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当囚犯到达时，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一九三三年来到当时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的索洛韦茨基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 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C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C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

#古拉格：一部历史 #押解，到达，挑选

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

#古拉格：一部历史 #监狱

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〇〇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〇〇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都受到了怀疑，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古拉格：一部历史 #逮捕

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